2025年10月21日，高市早苗政权成立。这是日本宪政史上首位女性首相。同时，始于1999年的自由民主党与公明党的联合执政宣告结束，取而代之的是自民党与日本维新会的重新组合。

而就在仅仅四天前，传来了前首相村山富市以101岁高龄逝世的消息。1994年，自民党推举社会党委员长村山出任首相，这一带有高难度的联合执政安排，向世人清楚宣告：长期延续于战后的“五五年体制[1]”已在名义与事实上同时走到终点。

从村山政权成立的1994年算起，至今已近30年。在这一时间节点上，高市政权的诞生，仿佛再次促使人们重新审视这三十年来日本政治的变迁及其意义。本文拟从历史认知、性别（女性政治家）、联合执政以及国际环境四个视角出发，结合这30年的发展，考察作为日本政治“当下坐标”的高市政权。

历史认知问题的发展

第一个视角，是历史认知问题。谈到村山首相的政绩，恐怕首先想到的，就是1995年8月、即战后50周年终战纪念日发表的“村山谈话”。其中“殖民统治与侵略”“深刻反省”以及“由衷道歉”等表述，以前所未有的明确程度直陈日本过去的负面历史，因此产生了巨大冲击，并且此后常被作为日本政府的正式立场加以引用。

当时的政权是自民党、社会党和新党先驱组成的三党联合政权。在“村山谈话”经内阁会议决定时，时任通商产业大臣、同时也是日本遗族会会长的桥本龙太郎，仅就“终战”应改为“战败”这一点提出意见，随后便接受了该谈话。当时自民党内，以承继吉田茂路线的“保守本流”为主流；对桥本在内的“保守本流”而言，村山谈话所体现的历史观，尽管也有维持与社会党联合执政的现实考虑，但在大框架上应是可以接受的。

不过，在自民党内部，也有势力对这种历史认知表示强烈反弹。其中一人，便是1993年首次当选众议员的年轻议员安倍晋三。对“村山谈话”的反对，连同朝鲜绑架问题、参拜靖国神社等议题，逐渐成为安倍扩张自身政治势力的重要结合点。后文将提到的高市，也是其中一人。

对于高度执着于历史认知问题的安倍，其政治后见人般的森喜朗前首相曾评价道：“他并不是右翼。是在好的意义上的‘新人类’。”“所谓‘新人类’，就是单纯指出生于战后的新一代年轻人。”（见森喜朗、田原总一朗《日本政治的内幕中的内幕》）

安倍在就任首相后，于战后70周年之际发表“安倍谈话”。其中“不能让我们的子孙以及其后的世世代代背负继续道歉的宿命”这样的表述，也隐约透露出一种“为何不是战争当事人的我们还要继续道歉”的心态。

历史认知问题的演变，一方面是自民党内权力中枢从“保守本流”转移到以安倍晋三、小泉纯一郎等人为代表、承继岸信介路线的清和会；另一方面则是以安倍为代表的“战后世代”的崛起。那么，已出任首相的高市，应被放在怎样的位置上来理解呢？

高市一向对批判村山谈话、参拜靖国神社表现出强烈执念。然而，从当前国际环境来看，作为首相若采取将此种信念付诸实施的行动，恐怕并不容易。围绕其本人有关“台湾有事可能性”的发言，日中关系已趋于紧张，而中国又正以二战战胜国自居，在国际社会展开攻势；在这种情况下，日本首相若作出可能被视为历史修正主义的行为，就很可能为中国提供绝佳的宣传素材。

安倍在第二次上台执政（2012年12月）之初，曾实行其夙愿中的靖国神社参拜；当时不仅中韩表示反对，就连奥巴马政权下的美国也流露出不适感。即便是现在的特朗普总统，恐怕也没有理由会对靖国参拜持积极态度。这样看来，小泉纯一郎担任首相时，为了在与“保守本流”势力的权力斗争中凸显自己“绝不动摇”的姿态，而年复一年重复参拜靖国神社的那个时代，甚至都显得有些“太平”了。

同时，我们还必须注意到，历史认知问题中还包含着一个当代且全球性的课题，即对殖民主义的清算。

在“村山谈话”和“安倍谈话”的形成过程中，也曾存在强烈反弹，认为“那些展开了更大规模殖民统治的西欧国家不也没有道歉吗”。然而，自1955年亚洲、非洲新兴独立国家集结的万隆会议以来，至今已过去70余年。随着“全球南方”的崛起，形势正发生巨大变化。恰恰是那些西欧国家本身，如今正在多个层面被要求清算其殖民统治的历史。

日本长期以来一直背负着这一难题，例如与韩国的邦交正常化谈判就是如此。即便与尚未建交的朝鲜之间，也存在殖民主义的历史问题。日本方面有时会弥漫着徒劳感，但从长年的应对中，想必也积累出了一些经验与认识。把日韩历史认知问题放在这种全球性的视野中来把握，同样是重要的。

高市首相把与“全球南方”国家加强合作视为重要外交课题；但如果她在历史认知问题上采取强硬立场，那么来自“全球南方”国家的不适感也很可能会随之出现。希望高市首相能够基于战略判断，在这一问题上保持克制姿态。

女性政治家的谱系与发展

笔者在2021年曾出版过一部编著，题为《平成的首相们：16位领导人的肖像》。当时，在封面设计上决定把历代首相的漫画肖像并列摆放。不用说，清一色都是西装领带的男性，恐怕有些人光是辨认谁是谁就已经很费劲了。这实在是一段让人笑不出来的回忆。进入令和时代（2019年至今）后，其中终于加入了一位女性首相。和社会整体的变化相比，这一步来得确实“太晚了”，但首位女性首相诞生的意义毕竟重大。

反过来看，如果说30年前村山政权时期最具代表性的女性政治家是谁，那当然还是当时担任众议院议长的土井多贺子。土井一跃成为时代宠儿，是在1989年的参议院选举中。作为委员长，她大举推举女性候选人参选，社会党由此大获全胜，朝野势力逆转得以实现。当时她说出的“山动了”一语，堪称战后政治史上的名言之一。“山动了”出自与谢野晶子的一首诗，其中寄托着女性解放的愿望[2]。另一方面，这场大胜被称为“麦当娜旋风”，也恰恰说明当时媒体的视角是何等被男性主体所主导。

社会党这次大胜的背景，是消费税的导入以及Recruit事件。一边是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消费税被正式引入，另一边则是自民党主要政治人物通过Recruit关联公司未上市股票轻而易举地攫取暴利。此事激起了民众对金权腐败的愤怒，而土井也由此获得包括女性选民在内的强力支持。关于土井气度从容的言行如何鼓舞众多女性，让她们意识到“女人也可以发声”，这样的轶事流传甚多。

土井先后担任社会党委员长、众议院议长，并在卸任议长后又重返社会民主党（1996年由日本社会党改名）的党首位置。对土井来说，这些无一不是让她难以推辞、最终不得不肩负的重任。尤其是在卸任议长之后，支持者中有许多人认为，与其回到已经四分五裂的社会民主党，不如充分利用自己作为首位女性众议院议长的声望，以更高的格局开展活动。

但无论在哪一个关头，土井最终都选择接受。因为她不愿在此时拒绝后被人说出那句“所以女人就是不行”。这是土井始终放不下的一种执念。作为“阿贵姐”而享有国民性人气的她，也曾吐露“究竟要到什么时候，人们才不会再说我是‘首位女性’呢”。

而与此同时，在自民党内，如前所述，被称为“保守本流”的竹下派逐渐让位于清和会成为权力中枢。一个重要契机，就是2001年自民党总裁选举中，小泉纯一郎高喊“我要摧毁自民党！”，击败前首相桥本龙太郎。而在这一胜利背后发挥关键作用的，就是田中真纪子。

作为前首相田中角荣的长女，田中以被认为继承自父亲的出色口才而拥有极高人气。她出面力挺小泉阵营，并自称是小泉首相诞生的“助产者”。政权成立后，她出任首位女性外相，但由于与官僚体系不断发生冲突，最终被试图平息混乱的小泉首相撤换（而让急剧下滑的支持率重新回升的，则是2002年小泉首相突然访问朝鲜）。

土井和田中真纪子之所以能够获得选民支持，正因为她们被视为未被既有政治体系吸纳的清新存在，也就是说，正因为她们在某种意义上都是政界的“局外人”。

出身宪法学者的土井，在主要工会掌握实权、派系斗争不断且意识形态对立交织的社会党内部，是一个与派系政治保持距离的人；而田中则凭借不受党内及政界常识束缚的奔放发言，赢得了舆论的喝彩。

有人会把土井和田中真纪子的高人气视为昙花一现，但实际上，她们的出现正反映出既有政治的僵局以及政治格局的深刻变化。

“后五五年体制”下的女性政治家们

随着五五年体制的终结，以及自民党内清和会系势力的抬头，政界迎来了新的面孔，女性政治家也由此形成了新的谱系。其中，因新党结成而进入政界的女性政治家代表人物，当属小池百合子。曾任新闻主播等职的小池，从日本新党当选进入政界，其后历经新进党、自由党，最终加入自民党；2017年在任东京都知事期间，她组建“希望之党”，显示出重返国政的姿态。

另一方面，随着自民党内清和会势力扩大而崛起的女性政治家，则要数稻田朋美以及高市早苗。高市最初以无党籍身份参选，当选后曾申请加入新党先驱但被拒绝，其后历经加入新进党等过程，最终进入自民党。与此相对，原为律师的稻田，则是在围绕南京事件的诉讼中引起安倍注意，并在其强力推动下进入政界。

稻田在安倍首相任内曾被破格起用为防卫大臣等职务，一度因安倍表示“希望她能以成为首位女性首相为目标”，而被媒体热捧为“首位女性首相候选人”。然而，随着她在重视财政重建、以及涉及性少数群体问题上提出较为自由派色彩浓厚的主张[3]，人们也开始传出她与安倍及其支持者之间出现裂痕的说法。

与稻田形成对照的，正是不断强化对安倍路线认同色彩的高市。高市在1996年加入自民党前后，已经表现出反对夫妻别姓的姿态；也有观点认为，她公开宣称“要成为首位女性首相”，并且为了与自由派色彩较浓的野田圣子相抗衡，进一步强化了保守色彩。恐怕在高市自身内部，信念与策略早已浑然一体。安倍去世后，高市强调自己将继承“安倍色彩”，并借此赢得党内怀念安倍的势力支持，进一步提升了存在感。

高市、稻田以及小池这些在“后五五年体制[4]”下崭露头角的女性政治家，在宪法、安全保障以及历史认知问题上，采取右派立场的情况并不少见。与之相对，也有如野田圣子、小渊优子等相对更具自由派色彩的女性政治家；不过野田与小渊都属于世袭政治家，拥有足以抵御一定逆风的坚固选举基础。

放眼全球，也不乏这样的例子：女性政治家一旦采取自由派立场，就容易遭到抨击；而通过采取右派姿态，反而能够提升其在政界中的地位。高市既非世袭，又并非没有经历选举上的辛苦；她之所以转向右派立场，背景之一恐怕也是为了在不断推出小泉、安倍等首相、权势显赫的清和会势力内部登上政治明星地位。

与土井的时代相比，如今不仅在自民党，在各党之中都已能举出多位有实力的女性政治家。从这个意义上说，高市作为首位女性首相的诞生，并非偶然，而是迟早会到来的结果。尽管在整个政界中的比例依然不高，但女性政治家已经不能再被视为“局外人”。

另一方面，在日本，“自由主义（liberal）”一词主要指既非保守主义、也非共产主义的政治势力或知识群体，通常主张战后民主主义价值、性别平等以及社会福利等理念。面，曾经把土井一举推上政治舞台中央的“政治与金钱”问题，至今仍在政界暗流中持续发酵，侵蚀着社会对政治的信任。为了重建国民信赖，是否拥有自我革新的意志和能量——这同样是摆在高市首相以及如今已成为“圈内人”的女性政治家面前的课题。

国际环境与联合重组

在上述四个视角中，剩下的“联合执政”与“国际环境”两个方面，我将围绕二者之间的关联一并加以讨论。

去年10月，高市在得知村山去世消息时，虽然刚刚当选自民党总裁，但随即就面临公明党退出联合政权的局面。在记者问及对村山去世的感想时，高市表示：“在自社先政权这一框架中，他完成了非常重大的政策转向，为说服社会民主党内各方想必付出了巨大心力。”“而现在，我自己也正处于类似的立场之中。”（《朝日新闻》2025年10月17日）

对正把与日本维新会联合执政作为摆脱困境希望的高市来说，听到“村山”这个名字时，恐怕首先浮现在脑海中的，就是当年围绕建立联合政权所付出的辛劳。

“后五五年体制”的特征是政权更替，但与此同时，它也是一个联合执政的时代。而联合组合方式的变化，如下所见，也深受冷战后国际环境的变化的影响。

为“五五年体制”画上句号的，是细川护熙、羽田孜领导的非自民联合政权。这个政权内部，从主张“普通国家”的小泽一郎领导的新生党，到在议席数上成为联合政权最大组成部分的社会党，成员横跨广泛。而恰在此时表面化的朝鲜核危机，则大大撼动了联合政权的框架。

作为联合政权中真正的实力人物，小泽试图以“朝鲜半岛有事时的危机应对”为“政治旗号”，排除社会党，并拉拢部分自民党势力，借机推动政界重组。社会党则因反感小泽意图“排除社会党”，从联合政权中退出。与此相对，希望社会党重新回归联合的羽田首相，则更重视“朝鲜也希望避免危机升级”的相关信息。

最终，由于时任美国前总统卡特正在朝鲜，与国家主席金日成举行会谈，危机得以避免。紧接着，自民党便拥立社会党委员长村山出任首相，并推动成立自民、社会党、新党先驱三党联合的村山政权。可以设想，如果这场被称为“自朝鲜战争以来最大危机”的核危机未能平息而持续下去，那么在联合协议谈判中，“有事应对”必将成为最优先议题，自民与社会党之间的联合也就难以达成。正是危机暂时平息，才使村山政权的诞生成为可能。

而这个“自社先”联合，后来又因围绕冲绳基地问题的应对，社会民主党退出而瓦解。作为取代社会民主党的联合对象，自民党内野中广务等人所期待的是公明党；但由于公明党此前一直与非自民阵营合作，因此希望中间有个缓冲层。于是，夹在中间的便是小泽一郎所组建的自由党，由此形成“自自公”联合。

在这一时期，对自民党而言，国家层面的最大课题之一是防卫合作指针相关法案[5]。尽管朝鲜局势暂时平息，但何时会再度恶化仍未可知。出于这种考虑，美国强烈要求日本完善相关法律，以确保在发生有事时对美协力能够真正落实。在“自社先”联合时期，自民党因顾虑社会民主党而态度谨慎；但在美国持续施压下，自民党不得不推进相关立法。

在围绕防卫合作指针相关法案的立法过程中，自民党尽量回应公明党的要求，最终该法于1999年5月在自民党、自由党以及当时尚未加入联合政权的公明党的支持下通过。

在这一过程中，与自民党合作日益加深的公明党，于同年秋天正式加入自民、自由两党的联合执政。当时，在以具有强烈和平主义倾向的创价学会为支持基础的公明党内部，也有不少意见认为，从政策接近程度来看，应当与民主党合作；但关键是民主党内部在安全保障问题上缺乏统一。另一方面，自民党又摆出要持续追究“政教分离”这一公明党要害问题的姿态，也使公明党深切感受到与自民党对立的风险。

无论如何，公明党在此时决定与自民党联合，意味着此后日本政治中形成了一条重要轴线。与之形成对比的是，民主党方面则经历了鸠山由纪夫政权时期社会民主党退出联合、以及民主党自身分裂等反复变动与不断细分。

主动外交的陷阱何在

如此看来，“后五五年体制”下联合重组的背景之一，正是日本所处国际环境的流动化。并且，正如上文所概观的那样，这种变化基本上可以说带有一种被动性质。

无论是小泽在朝鲜核危机期间打出“有事应对”旗号、试图推动政界重组，还是小渊惠三政权下的自民党领导层为推进《防卫合作指针法》，通过与公明党合作直至组成联合，以确保国会中的稳定多数，其着眼点都在于：为了应对日本周边不断恶化的安全保障环境，而整备国内政治基础（当然，其中也不能否认存在争夺政界主导权的国内权力斗争因素）。

同时，尽管与公明党的联合稳定了自民党主导的政权，但在由清和会主导的自民党与公明党之间，在宪法与安全保障政策上的政策距离，并不能说是天然接近。甚至在围绕2022年“安保三文件”（Three Security Documents）内阁决定的过程中，自民党副总裁麻生太郎还曾批评公明党是“最不肯动的癌细胞”。

与之相比，高市首相领导下的自民党与日本维新会的联合（包括阁外合作），在安全保障和历史认知领域有不少共识，与以往相比确实是一种更“简洁”的组合。那么，这是否会对日本推进外交、安全保障领域的体制强化起到正面作用呢？

确实，在“自维联合”之下，推出更具主动性的外交与安全保障政策的势头已经明显上升。比如，部分修订“非核三原则”这样具有高度象征性、容易吸引关注的政策，似乎已经开始进入讨论。在日本国内的政策决策过程层面，也可能有人会认为，“自维联合”将使政治运作变得更加合理、更加迅速。

然而，如果日本一改过去的被动姿态，转而推出主动性政策，就必须充分考虑其对东亚国际政治所带来的影响。若大张旗鼓地宣传修改“非核三原则”（尽管在实质层面，早在民主党政权时期，冈田克也外相的答辩中就已暗示“携入”并非绝无可能），不仅会刺激中国和朝鲜，也会进一步刺激韩国国内的拥核论。

更何况，对财政状况在主要国家中尤为恶劣的日本而言，伴随大规模财政支出的军备竞赛，本就是一个极为不利的竞争环境。即便是对华关系，也只能在强化威慑的同时，与包括加强政治层面沟通在内的稳定关系努力并行推进、双轮并进。而从“自维联合”中，似乎并不太听得到这种声音。

高市首相景仰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也毫不掩饰自己对前首相安倍的倾慕。而撒切尔之所以被称为“铁娘子”，其强硬姿态的背后，恰恰也有不惮于妥协的老练政治风格作为支撑（池本大辅《撒切尔》）。安倍也是一样：第一次执政时一味突出“安倍色彩”，结果形成短命政权；吸取这一教训后，第二次执政则逐渐具备了更大的灵活性与包容度。高市究竟能从这两位前辈领导人身上学到多少？恐怕这正关系到她今后的政治前途。

经作者及出版社许可，转载自《世界》2026年2月号，第35—40页。

[1] “五五年体制”是指自1955年保守阵营合并以来，由自民党（执政党）与社会党（最大在野党）形成的两大政党对立结构。1994年成立了“自社先联合政权”。这一政权由长期处于对立关系的自民党推举社会党委员长村山富市出任首相而组成。由此，自1955年以来持续存在的自民党（保守）对社会党（革新）的对立结构，即所谓的“五五年体制”，宣告终结。

[2] 这一说法源于与谢野晶子1911年在杂志《青鞜》创刊号上发表的诗《偶感》中的一句（“山动之日将至”）。这句话歌颂了长期沉睡的女性的觉醒与解放。1989年参议院选举中社会党大胜时，社会党委员长土井多贺子用这句话来说明胜选原因，使其广为人知。此后，这一表述也被视为象征后来通向“五五年体制”崩溃的政治激变。

[3] 在日本，“自由主义（liberal）”一词主要指既非保守主义、也非共产主义的政治势力或知识群体，通常主张战后民主主义价值、性别平等以及社会福利等理念。

[4] 1955年以来形成的以自民党（执政党）对社会党（第一大在野党）为轴心的“55年体制”，在1993年崩溃后，日本进入新的政治格局。政治从以意识形态对立为中心，转向以务实合作为基础的联合执政；同时经过选举制度改革，日本逐步迈入可以实现政权更替的多党制时代。

[5] 防卫合作指针相关法案（如《周边事态法》等）：指根据1997年修订的《日美防卫合作指针》（新指南针）所建立的法律框架，用于在日本周边发生紧急事态（“周边事态”）时，使自卫队能够对美军提供后方支援。该制度是在反思1994年朝鲜核危机期间日本未能提供有效支援的经验基础上推进整备，并于1999年正式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