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市早苗与近卫文麿极为相似——高市外交能否从这位战时人气首相的失败中吸取教训?
2025年10月24日，高市早苗首相在国会发表施政方针演说，表示：“将国民对当下生活与未来的不安转化为希望，打造强劲的经济，并把日本列岛建设得更加富强。应对全球共同面临的课题，重振在世界舞台中心绽放的日本外交。我将以永不言弃的决心，为国家与国民全力以赴，勇敢前行。”
照片：内阁官房内阁广报室
包括袭击伊朗在内，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的一系列行动不断牵动着国际社会。在混乱的国际局势下，作为日本外交基轴的日美同盟也正面临一个重要的岔路口。高市早苗首相上任已满半年之际，我们应如何评价其外交政策？今后的日本外交又应走向何方？《文艺春秋》编辑部就这些问题采访了京都大学大学院教授中西宽。中西教授是安倍晋三政府时期设立的安保法制恳谈会的专家委员，专业领域为国际政治。
2026年，美国在委内瑞拉展开军事行动并拘押马杜罗总统夫妇，这一令人震惊的消息拉开了2026年的序幕。2月底，美国对伊朗发动大规模攻击，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遭到杀害。这两起震惊世界的事件表明，以美国为中心构建的二战后国际秩序，正在加速进入解体进程。
在谈及高市早苗政府的外交政策之前，我们首先需要梳理一下作为前提的当前国际形势。
我认为，如今正在发生的巨大变化，其契机可以追溯到2020年开始的新冠病毒疫情。在目睹病毒威胁席卷全球的同时，世界的分裂不断加剧，网络空间也一举深入日常生活。其结果是，世界各地的价值观在人们不知不觉间发生了变化，甚至跨越了过去一直避免触及的暴力界限。
与此同时，国际秩序也开始发生巨大变化。2022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2023年，实际控制巴勒斯坦加沙地区的武装组织哈马斯对以色列发动恐怖袭击，并导致以色列针对哈马斯的武力行动不断扩大。可以说，一种可称为对战争“习以为常”的现象正在全球蔓延，即整个世界对战争的容忍度不断提高，冲突也开始走向全球化。
问题在于，目前各地零星发生的冲突是否可能逐渐彼此关联，并最终演变成一场“大规模战争”。
伊朗战争中值得关注的一点，巴基斯坦正在为停火谈判充当调停者。由于巴基斯坦与美国和伊朗均保持良好关系，因此被认为是适合担任调停者的国家。
不过，巴基斯坦同时与沙特阿拉伯签署了相互防卫协议，并正在进一步加深对中东事务的参与。中东各国为了抗衡日益强大的以色列，正试图将拥有核武器的巴基斯坦纳入其中，以寻求力量平衡。另一方面，巴基斯坦与中国保持良好关系，同时又与印度存在长期对立。而印度则与以色列建立了密切关系。
也就是说，南亚的对立结构与中东安全形势正在相互联动并不断深化，经济形势也与东亚局势直接相连。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俄罗斯与乌克兰的局势也卷入其中，那么我们正逐渐进入一个世界大战开始变得越来越现实的时代。
日本人的“没落感”与高市人气
在这个危机重重的时代，担负起掌舵日本外交重任的，正是高市早苗首相。
2025年10月上台的高市政权，在上任后不久进行的民意调查中创下了82%的惊人内阁支持率。半年过去，如今仍维持着较高的支持率。对于这股“早苗热潮”，就连我本人也难以完全理解。高市首相的高支持率，与其说是源于高市首相本人的能力，不如说是源于日本民众意识的变化。不过，我认为，其背后似乎是日本人的意识正在迅速发生变化。
这种变化其实一直在逐渐显现。例如，自乌克兰战争爆发以来，日本人似乎很自然地接受并认同了当时的首相岸田文雄反复强调的那句话：“今天的乌克兰，明天可能就是东亚（Ukraine today may be East Asia tomorrow.）。”其结果是，日本对俄罗斯采取强硬外交立场以及加强与北约国家的合作等政策，在没有遭到强烈反对的情况下陆续确定下来。此后，即使是将防卫费提高至国内生产总值（GDP）2%的决定，若放在过去本应遭到舆论和国会强烈反对，也没有引发太大的反弹。
我认为，这恰恰说明，日本国民对于日本这个国家所处环境的危机意识正在不断增强。日本人开始产生某种“没落感”，并对未来抱有一种模糊的恐惧。在对日本陷入危机的担忧以及实际生活日益艰难的不满之中，人们开始期待一位能够成为“奇迹般的救世主”的政治家出现。
高市首相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登场了。作为宪政史上首位女性首相，她打破政治常识所带来的新鲜感，使国民对她抱有期待，而这种期待至今仍在持续。可以说，日本正处于这样的局面之中。
在“非常时期”登场的首相，其共同点
如此看来，我认为，如今日本社会的心理状态，与20世纪30年代那个以“非常时期”为关键词的时代颇为相似。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在国际上逐渐陷入孤立；在国内，五一五事件、二二六事件等与军部有关的政变接连发生，最终走向了1937年爆发的日中战争。
就在日中战争爆发前一个月，近卫文麿（1891—1945年）[1]出任首相。他出身于与皇室关系最为密切的“五摄家（The Five Regent Houses）”之首的家族，当时年仅45岁。这位出身华族、与皇室关系密切的年轻政治家在这一非常时期登上首相之位，因而获得了国民的巨大支持与人气，日本社会一度呈现出“近卫热潮”的景象。
在我看来，迄今为止，与高市首相最为相似的历史上的日本首相，恐怕就是近卫文麿。两人都是在人们共同产生“非常时期”这种感觉——尽管当时并没有使用这一说法——的背景下登场的；同时，两人的登场都具有某种“特殊性”：高市首相是宪政史上首位女性首相，而近卫文麿则出身于与皇室关系密切的华族世家。
例如，两人都很善于利用媒体。近卫文麿在第一次组阁的前一年，即1936年，就出任日本放送协会（NHK）总裁，对当时正在崛起的新媒体十分熟悉。组阁后不久，他以“告全国国民”为题，发表了日本首相历史上的首次广播演说。他的讲话清晰易懂，即使平时对政治不感兴趣的人，也纷纷聚集在收音机前倾听他的讲话。在日中战争前夕局势日益紧张的背景下，这实际上是一种通过媒体直接呼吁国民团结一致、共同合作的政治传播策略。
那么，如今的高市首相又如何呢？在民众对传统媒体的不信任日益加深的情况下，她采取了通过社交媒体（SNS）主动向公众发声的方式。高市首相避免谈论复杂、具体的问题，而是用容易引发共鸣的语言与公众沟通。我认为，这种姿态与近卫文麿相似，也反映在她的高支持率上。
两人的另一个共同点，是作为政治家的信念和政治立场都不容易看清。
近卫文麿是一个非常善于“假装倾听”的人，无论面对什么样的人，他都会认真听取对方的意见，还会提出一些让对方觉得“他似乎理解了”的问题。因此，与近卫文麿交谈的人往往会感到满意地离开。但这并不意味着近卫文麿真正理解了对方所表达的真实意图，也并不意味着他赞同对方。直到最后，他始终是一位政治立场难以捉摸、颇为独特的政治家。
高市首相欠缺的“构想力”
另一方面，高市首相标榜“保守主义”，据报道，她并不太听取周围人的意见。乍看之下，这与近卫文麿形成鲜明对比，但我们很难看出，她目前的政治立场究竟是不是经过自己深入思考后形成的信念。她运用保守主义的修辞，以“建设一个强大而富裕的日本”为口号向国民呼吁，但仅凭这一点，还不能说她具有保守主义信念。高市首相出身于松下政经塾，长期观察美国政治，此后又经历了不同政党的政治生涯。从这样的经历来看，我认为她并不是一开始就以保守主义立场进入政界的人。
对于从任何人那里都没有继承“地盘、招牌和钱包[2]”，而是凭自身力量一路走到今天的高市首相而言，获得选民支持无疑至关重要。我认为，她逐渐接近前首相安倍晋三（1954—2022年）的保守主义立场，其背景与其说是意识形态，不如说是对选民心理的洞察。事实上，高市首相发表的言论中有很多口号式的表达，但在具体政策内容方面，却很难感受到经过深入思考的“构想力”。
例如，首相虽然提出了“负责任的积极财政”“十七个战略领域”等宏大目标，但很难说她已经作为切实可行的构想向国民作出说明，并取得了他们的理解和认同。此外，为了加强情报能力，她还计划新设由首相担任最高负责人、名为“国家情报会议”（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NIC）的机构，但这一构想也让人难以看清。没有安全保障专家会轻视情报，但就国家情报会议究竟将如何改变现有机制，以及如何增强日本的情报能力而言，目前仍看不到具体内容。仅仅因为“这是首相喜欢的政策”，不免让人产生某种“翼赞政治”的感觉。
在国际局势日益混乱的情况下，要开展外交，首相自身的构想力不可或缺。为了避免重蹈近卫文麿失败的覆辙，我认为，这一点尤其值得高市首相从历史中吸取教训。
日美关系已来到分岔路口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评价迄今为止的高市外交？今后又应该如何推进日本外交？尤其是日本与其盟友美国的关系，如今正处于一个重要的分岔路口。
如今，国际社会越来越形成一种认识，即一味讨好特朗普总统的外交已经存在局限。尤其是欧洲，对迎合特朗普总统的外交已经感到疲惫。因此，欧洲开始将视野扩大到美国以外，并着手改善与中国的关系。围绕伊朗局势，意大利总理焦尔吉娅·梅洛尼和英国首相基尔·斯塔默表现出与特朗普政府保持一定距离的姿态，就是一个具有象征性的例子。或许他们已经意识到，即使与特朗普总统搞好关系，也未必能得到什么好处。
今年以来，英国首相基尔·斯塔默、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等人相继访问日本，并与高市首相举行会谈。但与其说这是所谓的“高市朝圣”，不如说是为了应对特朗普总统而采取的事先风险对冲措施。
当然，欧洲与东亚的情况并不相同。这里存在中国这一新兴大国，而且美国也继续从经济层面高度重视这一地区。另一方面，这里又不存在像欧洲那样稳固的区域性框架。
因此，就目前而言，美国与日本的关系对于日本来说仍然是最重要的，这一点毋庸置疑。在这一点上，高市首相就任以来已经与特朗普总统举行了两次首脑会谈，就建立良好关系的起点而言，可以说是取得了成功。尤其是在2026年3月的会谈中，尽管当时有可能被要求向霍尔木兹海峡派遣自卫队，但高市首相没有与特朗普发生对立，而是成功应对了这一局面，这一点值得肯定。
不过，通过那次会谈，我们也再次确认了特朗普总统的真实想法，即他主要把日本看作一个“能够进行大规模投资的国家”。美国全力保护日本这一传统的安全保障格局，如今正在逐渐成为过去。
整个战后时期，日美同盟对两国而言都是有利的。自冷战时期以来，日美同盟一直维持着这样的框架：美国充当“矛”，日本充当“盾”，共同维持东亚的威慑力量。此后，日本不断扩大对美支援的范围，但这一基本框架一直维持到第二次安倍政权时期。
美国的核保护伞已经无法发挥作用
然而，如今大国谋求通过实力支配世界的趋势日益明显，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甚至抛弃过去的认识。20世纪60年代，法国总统夏尔·戴高乐曾提出一个著名的问题：“美国会为了保卫巴黎而牺牲纽约吗？（Would the U.S. trade New York for Paris?）”他借此质疑美国是否真的会以核武器介入保卫欧洲。如果将这个问题放到今天的国际形势中，也就是：“美国会为了保卫东京而牺牲纽约吗？”
我们很难认为，特朗普总统会为了保护日本，而让美国自身面临核战争的危险。也就是说，我们是否应该认为，美国的核保护伞已经失去实质作用？
高市首相表现出希望重新审视“无核三原则”中的“不允许带入”原则的意愿，但即使修改无核三原则，将美国核武器部署到日本，掌握核按钮的仍然是美国。如果美国没有保护日本的意愿，那么这样做也没有意义。
围绕台湾有事，高市首相在2025年11月的国会答辩中表示，如果中国对台湾采取武力行动，可能构成日本的“存亡危机事态”[3]。这一引发中国强烈反弹的言论，或许是迄今为止高市外交中最重大的新闻。
对于这一发言，日本政府表示仍“完全维持”[4]此前的政府见解。问题并不在这里。因为当前围绕台湾的国际环境已经发生变化，与过去有所不同。在美国方面被认为较为主流的台湾有事模拟中，结果显示“美国可以战胜中国，但美国和日本也将遭受重大损失”。这意味着，美国并不打算围绕台湾打一场全面战争，即使与中国发生一定程度的军事冲突，也越来越有可能像处理伊朗问题一样，尽早寻求停战，并谋求政治上的解决方案。
那么，除了美国之外，在台湾有事发生时，日本是否还能获得其他国家的合作？与韩国建立良好关系是高市外交的成果，但由于历史认识和国内舆论等方面的制约，很难期待未来能够在军事和安全保障领域建立深层次的合作关系。日本一直在推动加强与大洋洲及欧洲国家的关系，包括共享安全保障信息、开展联合训练以及在经济制裁方面进行协调等。然而，一旦台湾有事发生，即使是澳大利亚，地理距离也相当遥远，更不用说英法两国实际上很难向该地区派遣军队。
日本在亚洲有值得依靠的国家吗？
也就是说，如果认为台湾的安全对于日本自身的安全至关重要，那么在美国不介入或仅进行部分介入的情况下，日本将不得不自行承担相当大一部分责任。如果考虑到这种情况而着手加强防卫力量，那么，如果不确保足够的人员，仅仅增加预算和装备，也无法真正实现防卫力量的强化。修改宪法第九条一直被视为战后日本最大的政治禁忌，但这其实是以牢固的日美同盟为前提的。如果考虑到日美同盟可能无法发挥作用，同时又要确保地区安全，那么即使形式不同于战前，日本或许也不得不进一步讨论征兵制问题。
然而，很难想象当今日本会出现支持这种主张的政治势力。现实中可以采取的办法，是在尽可能维持与美国关系的同时，以印度太平洋地区为中心，加强与南亚、中东以及非洲各国的合作。在此基础上，日本需要在对华保持强硬立场的同时，通过外交手段构建地区秩序。在这个连尝试与中国对话本身都会被批评为“亲中”的国家里，探索这样的道路或许并不容易，但如果日本回避与邻国进行外交协调，只会进一步走向孤立。
即使在与友好国家的关系方面，坚定且经过周密谋划的愿景也是不可或缺的。2026年4月15日举行的“亚洲零排放共同体（AZEC）”[5]首脑在线会议上，高市首相出席会议，并表示愿意提供支持。日本开始着手强化能源供应链本身值得肯定。
不过，从长远来看，日本计划研究建立由日本与各国共同储备石油的机制，以及相互调剂石油产品的制度；但作为近期措施，日本向东南亚国家提供100亿美元融资，支持其从美国等国购买石油，这一方案仍显得力度不足。东南亚国家已经决定从俄罗斯紧急采购石油等，正处于迫切需要石油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日本的石油储备量即使放在全球范围内也相当可观。虽然存在法律上的问题，但如果能够允许日本提供一部分储备石油，那么无论数量多少，其外交效果都将十分显著。
此外，这100亿美元的融资规模，也仅相当于日本对美投资额的五十五分之一。东南亚国家或许会认为：“日本难道只把我们看得这么重要吗？”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日本似乎正在错失一个扩大未来安全保障合作圈的绝佳机会。
“继承安倍外交”所反映出的时代感错位
高市首相提出的口号之一是“没有挑战的国家没有未来”。然而，如果把话说得仿佛只要敢于挑战就一定能够成功，听起来未免显得不负责任。
如果再次联系到战前的历史，我会想起曾任海军大臣的米内光政（1880—1948年）在日美开战前告诫主战派的一段话：“［我们］需要注意，不要为了避免‘渐贫’，反而陷入‘骤贫’。[6]”米内海军大臣将“渐贫”定义为因资源封锁而逐渐陷入困境的状态，将“骤贫”定义为对美战争中的彻底失败和瞬间崩溃。他强烈警告，不要为了摆脱眼前的困难，就轻率地、目光短浅地走向战争。
当时，日本因日中战争陷入泥潭而处于“渐贫”状态，同时又受到美国的压力，于是产生了这样一种天真的估算：既然如此，不如与德国结盟，甚至与美国开战，说不定打到适当的时候，美国也会作出妥协。然而，最终日本走上了米内所担忧的“骤贫”之路。
对于许多日本国民来说，他们对岸田政权以及之后的石破茂政权抱有一种“渐贫”的感觉。正因如此，在严峻的国际形势下，能够让人梦想“一举翻盘”的高市首相上台，才受到欢迎。到目前为止，高市政权似乎与国民的情绪相吻合，但我们也必须意识到，如果缺乏缜密计算而一味追求挑战，反而可能陷入“骤贫”的境地。
高市首相表示将继承“安倍外交”，并在2025年10月的施政方针演说中，将“让日本在世界舞台中央绽放”作为外交方针。其根源或许在于人们对昭和时代末期（昭和时期：1926—1989年）的一种记忆：当时日本与美国、欧洲各国并列，并且在经济领域迅速超越美国、即将成为世界第一，因此被视为一个大国。
然而，与昭和时代末期相比，更不用说与平成时代末期（1989—2019年）的安倍政权时期相比，如今日本所处的环境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
现在日本所需要的，是感受到时代的巨大变化，并准确判断应该如何运用自身的力量。我期待高市首相在广泛听取各种意见之后作出判断，并展开具有构想力的外交。
经作者及出版社许可，转载自《文艺春秋》2026年6月号，第118—125页。
中西宽（京都大学教授）
专业领域为日本外交与安全保障政策、外交史和国际关系论。毕业于京都大学法学部，后在芝加哥大学历史学部博士课程学习，1991年从京都大学大学院法学研究科博士后期课程退学。曾任京都大学副教授等职。著有《什么是国际政治》，共同编著有《战后日本外交史》《高坂正尧与战后日本》《日本政治史中的领袖们》等。
[1] 近卫文麿曾于1937年至1939年、1940年至1941年两度担任日本首相，深受日本国民欢迎。近卫政权促成了日德意三国同盟，将日本引向全面战争，最终导致国家彻底崩溃。
[2] “地盘、招牌、钱包”是日本政治活动中的俗语，指政治家开展政治活动所必需的三项要素。“地盘”指支持基础、支持团体等组织力量；“招牌”指知名度、社会地位等；“钱包”则指支持选举和政治活动所需的资金。这三项要素往往会由政治家的子女或继任者继承。
[3] “存亡危机事态”在《武力攻击事态应对法》第2条第4项中被定义为：“对与我国关系密切的其他国家发生武力攻击，由此导致我国的存立受到威胁，并对国民的生命、自由以及追求幸福的权利造成从根本上被颠覆的明确危险的事态。”
[4] 根据日本政府的见解，对于某种情况是否构成“存亡危机事态”，不能事先笼统地认定某一特定地区或国家发生的紧急事态必然属于存亡危机事态，而应根据实际发生的事态及其具体情况，综合政府掌握的全部信息，作出客观、合理的判断。
[5] 亚洲零排放共同体（AZEC）：日本提出的地区性框架，旨在确保能源安全保障的同时，推动亚洲脱碳和能源转型。
[6] 米内海军大臣所说的“［我们］需要注意，不要为了避免‘渐贫’，反而陷入‘骤贫’”，是指他警告不要为了摆脱眼前的困难而轻率地走向战争。“渐贫”是指因资源封锁而逐渐陷入困境的状态，“骤贫”则是指对美战争中的彻底失败和瞬间崩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