宫田裕章（庆应义塾大学教授）

数字化的落后导致的混乱

—— 请列举COVID-19对策中因数字化落后而产生的问题。

 

原本，COVID-19对策的运用中有各种各样的要素缠绕在一起，仅仅用数字化的落后无法全部解释清楚。我只想基于事实来说。

很多日本人首先感到奇怪的是口罩短缺问题。假设库存量一样，若通过数字管理，只要掌握在哪里有多少，让这些库存流通即可，就可以防止无法送到那些特别需要的人手里的情况。比如，对于一线工作者和原本有疾病的高风险人群，确保他们能用一个月的用量，其他人也能保证两周的用量等，明确地告诉人们的话，很多人就能放心，可以抑制口罩的囤积。

另一个极端的例子是，不仅在日本，在全世界都发生了厕纸的抢购。没有必要突然大量需要，但是市场里的货物还是不够了。

最具象征性的是，2020年实施发放每人10万日元问题。从外国的例子来看，德国和英国在几天内，印度也在一周左右就发放完毕了。然而，日本到支付完为止花了几个月时间，而且当时的数字改革担当大臣平井卓也愤慨地说：“多花费了1500亿日元的额外费用。”

日本是世界上GDP比较高的国家，都觉得“数字化方面没有太落后”，但实际上日本在2020年的世界数字竞争排行榜排第27名。

过于强烈的“面对面主义”

—— 一段时间在日本被认为也会走进远程办公时代，但最近似乎也有很多公司恢复了原来的状态。

 

特朗普政府时期的COVID-19疫情也很严重，在远程办公方面日美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距。虽然实施远程办公的比例没有太大的差别，但是根据内阁官房的资料显示，在美国认为在家工作更有效率的人约占40%，表示不比上班差的接近85%。相反，在日本，80%以上的人认为在家工作效率低。

当然，日本的房子小，不适合远程办公、职业构造的也不同，不能单纯对日美进行比较。而远程教育根本就很难渗透到日本的教育现场。根据2018年OECD的“教育现场是否日常使用ICT（信息与通信技术）”的调查显示，日本在31个国家中排名最后。在这个背景下，有人指出，在日本的教育现场，ICT有一种被认为有阻碍教育的倾向。在日本，和远程办公一样，认为面对面交流是基本“原则”，这阻碍了日本的数字化发展。也有人说因为导入ICT，现场就不需要教师了，但是并非如此。不如说，教师可以更能贴近对每个孩子的教育。

世界已经把数字选项握在手里，向新商业和教育以及新的行政模式过渡。日本也应该朝着这个方向开拓未来，这一点很重要。

 

—— 在德国和英国等国家支付补助金的动作较快，是因为政府掌握了个人纳税数据等数字数据的原因吗？

 

我觉得是那样。日本在IT环境构筑方面也很落后。在日本，2020年11月，My Number卡和银行账户之间的关联义务化被搁置下来。如果不说明这种方式的好处，突然说“请把个人身份证号码和银行账户绑定起来”，会让人感觉隐私被单方面侵犯，容易令人“生厌”。

重要的是大家对IT能做什么要有一个共享。例如，具体提示“即使不申请也会得到补助金”就很重要。这也表明日本的智能手机拥有率比其他国家低。没能广泛地共享智能手机给生活带来的变化。

在高度经济成长期，日本铺设的道路和电话网等基础设施，即使当初没有明确设定目的，之后用途业拓展开来。但是，如果不设定目的就导入IT的话，IT就无法使用了。My Number卡在世界范围内也逐渐成为标配，我不认为不好，但是必须要一边考虑如何使用它一边建设这方面的社会基础设施。

在世界先进地区，使用IT并不是用来给大家同时发放同一个东西，而是在必要的时机向必要的人传递必要的服务。这将成为今后社会的一个形态。

作为其中一个例子，从2020年开始，当时河野太郎行政改革担当大臣推进单亲妈妈的贫困对策的项目。

日本单亲妈妈的贫困率不仅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相比也相当高。虽然有支援制度，那是生活越是困苦，受诸多原因影响自己申请支援也很困难。因此，如果将雇佣、福利、医疗数据等联系起来的话，行政方可以察觉到困难状况，提供妥善的服务。或者，如果能共享健康检查的数据的话，看孩子体重的增长，就会发现贫困和虐待等情况，趁早可以给予支持。

通过连接数据，在情况变得更糟之前开始支持。我认为这是我们今后必须考虑的IT的使用方法。

“数字战败”的主要原因

—— 为什么日本在数字化方面落后，导致被说“数字战败”了呢？

 

从这30年来日美的经济状况来看，日本一直处于低迷状态，但实际上美国的福特和通用等企业也在低增长。但是，由于被称为Tech Giant（Big Tech）的Google、Apple、Amazon、微软、Netflix等大幅增长，形成一个国家成长的曲线。

像高度经济成长期那样，在可预测的情况下社会缓慢前进的时候，传统企业的成长策略行得通。但是，在数字革命正式开始的局面下，产业结构本身发生了变化，但是企业却保持了原有的商业模式。再这样下去，要想继续成长很困难。

在这一点上，日本没有投入到风险企业和启动企业（拥有独立性创造新的价值，给社会带来冲击的企业），即没有形成拥有独立性创造新的价值，培养给社会带来冲击的企业。我认为这是过于执念于制造业的制造东西，迟迟未能向以数字为轴心的商务模式转换所导致的结果。

 

—— 日本人对于发布个人信息的抵触很强，所以无法进行数字化…。

 

不想拿出个人信息这一点是世界上很多国家都是共同的，并不是日本人很突出。也有调查结果显示，欧盟的一部分国家的隐私意识比日本还要高。比日本国民对政府抱有不信任感的国家也有很多。

日本的问题是政府没有与人们共享如何使用信息的蓝图。实际上，很多日本人使用Facebook和Google。虽然很多情况也有不知道Facebook和Google的规约，但是大多数情况都时因为方便才使用。另有调查结果显示，被问到“为了公共目的可以使用个人的数据吗？”，多数日本人表示能接受。

反过来说，日本数字化的落后也侧面反映了从高度经济成长期到昭和时代（1926-1989）末期取得了经济上的成功。全国各个角落的基础设施都很发达，比如说都有了传真，信息传递也变得非常方便。因此，没有更换新的数码机器，只是在灵活地运用已有的机器，一晃就过了30年。结果，日本在报告COVID-19病例时还在使用传真！这震惊了世界。

但是，已经到了极限，必须彻底改变。日本的GDP还比较高，在国际社会中也有竞争力。现在开始，如果能抓住和先行一步的硅谷和中国不同的未来，可以走上新的台阶。

创业精神不足

—— 日本有上新台阶的IT技术吗？

 

可能性和课题参半。例如，日本有本地化工程师（在自己公司或服务器房间运用管理物理基础设施的技术人员），但是缺少世界主流的云开发工程师（在云上进行网络构筑和维护等的技术人员）。据专家说，这些人才所需要的技能好比木造建筑和钢筋建筑那样有很大的区别。本地化工程师向云开发工程师过渡并不容易，相反年轻人从一开始就学习could和AI运用也会更快。

需要的高级人才，在磨练最先进的技术，或者在新产业发展的过程中才能聚集起来。技术如果不能得到磨练，很难达到最尖端的高度。如在日本创造出有魅力的商业和用武之地，年轻人认为比起在Tech Giants工作更酷，还能为世界做出贡献，这样人才就会聚拢而来。

现在日本的问题如实地表现在年轻人大学毕业后的发展道路上。在美国最优秀的人挑战启动企业，其次是在GAFA这样的技术企业工作。在日本，不仅工程师不足，创业者精神也不够。缺乏支援优秀人才立志创业的土壤和环境。

发挥日本的优势

—— 在劳动环境和收入方面有魅力的世界IT企业竞争激烈。日本企业能和他们并肩、超越他们吗？

 

Tech Giants在不断变化，在他们改变的未来里也有世界发展的可能性。另一方面，他们还有很多没能实现的事情。例如，以凭借合理性彻底追求高效而引以为豪的Tech Giants，在与饮食相关的多元化的搭配上是弱项。

食物并不是越便宜就越好。当季的食物稍微贵一点也会买，好吃的东西和适合自己口味的东西，价格贵也会买。人有各种各样的嗜好，在多样性和多元化中产生丰富的饮食文化。日本在世界上拥有顶级的饮食文化是众所周知的，所以如果能让日本饮食多样性、多元化发展，构筑新的商机，就有很大的可能性。

同样，健康产业也是如此。在面对医疗和健康的时候，美国需要面对致力于占人口三成的肥胖问题，以及贫富差距问题，但是日本有很多健康的老年人。我认为在扶持他们富有魅力的生活方式的过程中，有可能产生新产业。不只是如何预防得病，通过有魅力的生活方式自然而然地保持健康，这里应该有新的商机。

还有，如果能将日本的动漫等内容丰富的多元化文化很好地运用到下一个产业发展中，可能性也会很大吧。

    这样的价值，正是在高度经济成长下发展起来的、多种多样的日本文化的魅力所在。这里孕育着下一个成长的机会。为此，重要的是需要有一个规划和蓝图。

 

—— 是不是要针对使用数字的社会存在方式和未来提出新的蓝图呢？

 

在2021年6月的G7会议上，首先提出的课题设定不是经济发展和国际协调，而是可持续性、多样性、包容性。在全球框架下，课题设定的优先顺序和谈判的风格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这其中，仅仅主张自己国家的利益是无法说服其他国家的。在人类的可持续发展这个更大的框架中，日本和日本的企业能提出怎样的蓝图非常重要。

到目前为止，日本在数字的新的舞台上，要设定什么样的场面，缺乏决定性的设计。不仅是商业方面，政府也同样。至今为止的行政和商业手法都重视以中产阶级为目标，统一传递同样的东西。因此，对于不在这个范围的人如何个别应对就很困难。

但是，通过利用IT，在应对个别问题上，不会落下任何人。这才是今后我们必须考虑的IT的使用方法。除了以往考虑“大多数人的幸福”的想法以外，再加上少数群体，一个都不能落下的方案很重要。对于多元事物进行多元应对，数字化有这个力量。

数字厅（数位厅）的作用是什么？

—— 数字厅（数位厅）于2021年9月1日成立。您对它有什么期待？

 

我在2020年的数字改革相关法案工作组，就数字厅（数位厅）的应有状态提出了建议。“数字只是一种手段，而是在多元化的未来，为贴近每一个人而使用”这种数字厅（数位厅）的理念在诸如上述的对话中而产生，我也有同感。另一方面，在重新定义相关省厅的作用的同时创造未来，在庞大数量的课题面前，有限的人员能够实现的事情并不多。

数字厅（数位厅）的设立是有意义的，但是在初期阶段，不得不在庞大的课题中，为整治数字环境而使用很多资源。因此，我们所需要的服务和创造未来都交给它来处理，并非容易实现。

如何使用数字也是我们每个人的问题。在大多情况下，企业通过实施商业模式可以持续下去。需要我们没一个人自己考虑如何创造新的商业、描绘怎样的未来，所以不能只对数字厅（数位厅）抱有过度的期待。

 

—— 今后该如何与数字打交道呢？

 

当然，通过数字化来警戒反乌托邦的出现的视点很重要，但是认识到正因为是数字，才能实现多样性和不落下任何一个人的社会，重要的是将其作为开拓未来的手段来考虑。正如COVID-19感染对策中低效率的运用所暴露的那样，在以往的非数字模式下，需要更多的人手，使得很多人无法被顾及。通过很好地使用数字，终于可以向实现一直以来不可能的、贴近每一个人并包容每一个人的社会发展。我们现在应该做的就是，选择一个新的选项，在尊重非数字的优点的同时，向未来迈进。。

 

采访：户矢晃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