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代日本的修养热潮,冷水浴、体操、坐禅、冥想、读书,甚至储蓄等都被称为修养,实在是种类繁多。[…]随着时代的变化,修养的方法也在发生变化,但根据类似的土壤和种子,在各个不同时代,以另一种形式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
大泽绚子(宗教学家)
想让自己更加成长,成为出色的人・・・在日常生活中,抱着这样的想法的人不在少数。有人朝着自己的目标不惜余力地努力,也有人贯彻憧憬的人物的教诲,也有人甚至坐禅。努力提高自己而进行思考和实践,被称为“自我启发”。这种思考和实践是如何扎根于日本社会的呢?
“修养”这个想法就是线索。所谓修养,是指自主地培养自己的品质和人格,努力提高精神境界的态度。在日本,到了明治时代,出现了自我启发的根源即修养的概念。近世几乎没有使用过修养这一词语,作为具有“以应有的自我为目标而努力”之意的词语在这个时代普及开来。之后,“如何让自己成长”成为抓住日本人内心的一大主题。而且,不少与宗教有关的东西也参与其中。
下面举个松下幸之助(1894-1989)的例子。从学徒开始,他成立了日本屈指可数的大企业松下,向员工和社会讲述了扎根于勤劳生活中自助努力的理念。二战后,为了使这种思想广泛普及到社会上,成立了PHP研究所,举办演讲会和研修会,发行月刊杂志等,活动的范围不断扩大。PHP是“让繁荣带来和平与幸福”之意。将他的“自觉自己的使命”思想运用到公司经营上,将其作为心灵依靠的人不在少数。他和很多宗教有往来,PHP研究所京都总部内还设有自己的神社(“根源之社”)。也有读者认为他被称为“经营之神”的存在和思想具有宗教性。但是,他并未深入地学习特定的宗教,当然不是宗教家。
相反,以宗教信仰为经营方针的株式会社得斯清(DUSKIN)的创始人铃木清一(也称清市,1911-1980),他在创始无宗派修养团体一灯园的西田天香的门下学习,提出了“祈祷经营”,希望“道与经济合一”。职场上每天早上都念“般若心经”,员工培训在一灯园举行。在培训中,除了坐禅和冥想之外,还要挨家拜访附近的人家,帮助他们免费打扫厕所。乐于承担别人最讨厌的事情,认为人生来没有带来任何东西,为了感谢“他人让自己活下来”而埋头清扫,这算是一种修行。一灯园虽然如此进行宗教性的实践,但并非是宗教法人,而西田也不是僧侣或新宗教的教祖等。即使是在一灯园接受培训的员工,也不被要求获得信仰。尽管如此,员工们还是认可倾向于西田天香的铃木的理念,成为公司的栋梁。
这些都是拥有超级导师的实业家向员工诉说精神成长和自我变革的重要性,将这种思想和工作方式与公司经营连在一起的实例。修养和宗教性的东西很吻合,也经常采用坐禅、冥想、诵经等宗教要素。修养与寺院、教会等传统宗教和宗教组织保持一定距离,不仅在提高个人精神素养,还与人生训诫、家庭生活指南、职场和社会理念相连接,渗透到社会中。
修养主要有以提高自我精神素养和通过这些争取在社会上取得成功的两种形式。
从自主争取精神成长的意义上来说,关于修养的第一本书是明治4年(1871)发行的中村正直翻译的《西国立志篇-原名自助论》(以下简称《西国立志篇》)。这是英国作家塞缪尔·斯迈尔斯(1812-1904)的《自己拯救自己》(Self-Help)的翻译,是近代日本畅销书代表。
笔者认为这本书是近代日本最初的自我启发书。现代的自我启发方式种类繁多,但本质上都是让自己成长,那就是和本书所说的Cultivate=修养基本一致。自我启发所要求的自觉意识改革的态度与本书正好吻合,后文会阐述受《自己拯救自己》影响的人作为自我启的著作家而为人所知。
被称为自我启发书的书籍中,男性作者所写的与商务相关的书籍占绝大多数。从社会地位较高的男性所写的这一点来看,自我启发书是以男性为中心的媒体(牧野智和《自我启发的时代》)。《西国立志篇》也和男性分不开。在本书中列举了弗朗西斯·泽维尔、艾萨克·牛顿、詹姆斯·瓦特等300多个历史人物的例子——全部是男性——介绍其自助努力的精神,列举了出人头地的理想。具体体现了如何行动、努力才能获得成功写得很清晰易懂。
被这些本吸引的也几乎都是男性。与涩泽荣一(1840-1931)等人一起,建设了鹿鸣馆、帝国酒店、大仓土木组(现大成建设)之外,还成立了许多企业的大仓喜八郎(1837-1928),以及明治代表性实业家都被这本书激励过。本书作为所谓的“圣书”成为明治青年的精神支柱,这一点在国木田独步(1871-1908)的《非凡的凡人》中也有详细论述。科幻作家星新一(1926-1997)的父亲,星制药的创始人星一(1873-1951)也爱读此书,据说被附体了(星新一《明治的人物杂志》)。他们都是立志要出人头地的男人。
《西国立志篇》中所说的修养与在社会取得成功和出人头地相结合的是在明治30年代(1877年开始的10年)之后,在此之前基督教人和佛教人作为精神上的成长法被讨论。那是明治20-30年代左右。那时高学历的精英青年们担任着重要角色。他们大多对基督教抱有浓厚的兴趣,阅读圣经或者坐禅等,寻求宗教自我变革的线索(粟田英彦《明治30年代的‘修养’概念和将来的宗教构想》《宗教研究》89卷3号)。
修养带着宗教色彩,作为新时代青年寻找自我、人格提升的理念而普及。
明治20年代(1887年开始的10年)大日本帝国宪法和教育敕语的颁布、日清战争(中日甲午战争)等,这个时代也是要求每个人要有国民自觉性的时代。因此,修养也被用于为了成为与近代社会相称的人而进行的自我教育和训练,逐渐取代了形式上的修身教育,成为了自主提升精神素养和人格的理念。(王成《近代日本的‘修养’概念的成立》《日本研究》29号)。
日俄战争后,明治38年(1905年)左右到40年代(1907年开始的10年)期间,关于修养的书籍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迎来修养热潮。背景是,不为吃的和金钱,而为人生感到烦恼的“烦恼青年”,不依赖学历争取在社会上取得成功的“成功青年”、讴歌恋爱的“堕落青年”等新类型的青年不断涌现。以他们所拥有的各种各样的状况为土壤,修养团、青年团、讲谈社等新的修养团体和出版文化相继诞生(筒井清忠《日本式“教养”的命运》)。这一时期登场的清泽满之(1863-1903)等人的精神主义、前述的一灯园、伊藤证信(1876-1963)的无我苑、冈田虎二郎(1872-1920)的静坐法等与传统宗教保持着一定关联性,却又不局限于传统宗教的新思想运动和组织。现代的自我启发与宗教联系密切,其背景之一是在传统宗教和非宗教之间,传达出修身养性的信息的运动和组织的出现,给社会带来了很大的影响。
明治时代接近尾声,修养变得更为大众化。在面向女学生、青少年的杂志、文艺杂志、《中央公论》等综合杂志上也被广泛报道,并普及到社会上。日俄战争前后,随着回归东方文化的进程,对禅的思想和《论语》的关心度也提高了,传统的人类形成思想也被重新审视(田嶋一《“少年“和“青年”的近代日本》)提倡精神和肉体合一的身体修养也很兴盛,禅的修行和近世的处世训诫也很引人注目。修养也被引入学校教育,这个潮流与集体教育培训联系在一起。
修养的内容很暧昧。什么是修养,做到什么算是有修养,也没有明确的规定。正因为如此,各种各样的人阐述并实践了各种各样的自我磨练的方法。(和崎光太郎《明治的“青年”》)。
修养热潮的一部分,从明治(1862-1912)末开始到大正(1912-26)初期与成功热潮合流。自我启发书中讲述商业上成功的东西不少,但《西国立志篇》作为新时代的成功的书籍被广泛阅读。在走资本主义化的社会中,修养和金钱上的成功、实现出人头地联系在一起。
创立成功杂志社的村上俊藏(1872-1924)就是象征性的人物。他读了《西国立志篇》后崇拜斯迈尔斯,于明治35年(1902年)创刊了杂志《成功》。这是一本专为通过自己的努力立志“创造自己命运”的青年而出版的杂志。《成功》是这本杂志和《实业之日本》一样,是立志出人头地的青年们的爱读书籍,在成功热潮中起到了先导作用(顺便说一下,夏目漱石的小说《门》的主人公宗助在牙科医院的候诊室拿在手的就是这本杂志)。
抱着一颗上进心,但是因为经济原因没能上学的青年们读了这些杂志,买了中学(现在的高中)的讲义录,把梦想寄托在了面向获得学力认证的函授教育上(竹内洋《立身出世主义[增补版])。
村上俊藏虽然与二宫尊德(1787-11856)的报德思想和禅等宗教思想有着很深的关联,但他渐渐倾向于美式的赚钱主义。成功杂志社发行的《世界大富豪立身传》将英美富豪所获得的巨大财富作为成功的证明,大赞其“成功”,报纸上也刊登了“模范大实业家斯坦福成功故事”、“英国铁路王希尔成功故事”等成功事迹。还推出了“明治名士贫困时代”的专集,包括安田财阀的鼻祖安田善次郎(1838-1921)、著名点心店的荣太楼主、伊藤博文(1841-1909)和岩仓具视(1825-1883)他们提出,强调他们在获得财富和地位之前,经历了多么贫穷、严酷的人生和苦学。不屈服于贫穷、自救努力的姿态,与社会成功相结合。不仅如此,村上俊藏为了打破日本的岛国根性组织“成功俱乐部”,不仅开始了探索事业,还宣言要彻底培养在与欧美列强的生存竞争中胜出的人才,成为支持武力支配他国的膨胀主义者。
之后《成功》好像停刊,他把杂志获得的收入几乎都倾注到南极探险队事业中,让日本第一个南极探险队(队长是白濑轰(1861-1946))取得成功,而他也在失意中离开人世。这也是新时代的寻找自我,最终被拉开序幕的竞争社会的潮流所吞噬的结果。
和村上俊藏一样,受到斯迈尔斯的影响,美国作家奥里森·斯韦特·马登(1850-1924)以新思潮为基础积极推动正向思考。所谓新思潮,是19世纪末从基督教派生出来的美国异端宗教运动,强调“思考要现实化”、“积极思考才能实现”等积极思考多来源于新思潮(芭芭拉·埃伦赖希)《失控的正向思考》)。
村上俊藏的《成功》以马登创刊,现在仍在发行中的自我启发杂志《Success》为原型。马登是至今仍有很多支持者的天风会的创立者中村天风(1876-1968)跑到美国去相见的令他崇拜的人物。在明治到大正时期的日本,马登的人气非常高。明治日本最广为阅读的西洋书也是他的日文译本(Earl H.kinmonth,《出人头地的社会史:由武士到工薪阶层》)、《奋力向前》(1894)等,其著作接连不断被翻译出版,村上的成功杂志社和实业之日本社出版了很多马登的书籍。
成功杂志社发行了《猛志与成功》、《命运开拓策略(世界成功文库第一篇)》等作品,在《成功》中,马登的文章题目“时代的进步与修养”、“大事业的完成与自信力”等装饰版面。在《实业之日本》中,马登的“成功所必要的资格”、“成功小言”等成功故事也被刊登在了报纸上。实业之日本社接连发行了《快活的精神》、《怎样才能如愿以偿》等与正向思考和成功的书籍相继发行。除这两家公司外,《乐天生活》、《身心修养之基础》、《心之力》、《大愿成就道》等等,他的书从明治末期到大正时期陆续出版。
同样是新思潮系的拉尔夫·沃尔多·川恩(1866-1958)的译著从明治末期到昭和初期也发行了很多,与二战后自我启发相关的成功和正向思考对中村和“生长之家”(新宗教)的谷口雅春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现代自我启发的源流可以溯源到此。
新渡户稻造(1862-1933)和出版了很多马登书籍的实业之日本社也有关联。他从明治42年开始的3年间,担任《实业之日本》的编辑顾问,之后也给该杂志投了很多文章。他的《修养》(1911年)和《处世之道》(1912年)是修养所中屈指可数的畅销书,这两本书是他每月给《实业之日本》投稿的文章。培养英才的第一高等学校(一高)的校长、东京帝国大学的教员的精英知识分子·新渡户的修养论,在大众文化中被传播开来。一高的学生和同事们(精英)痛斥他与大众杂志有关的事,也表示了担忧。尽管如此,他还是为劳动的青年们(非精英)讲述实践处世之道和生存之道。他对那些没有受过充分教育的青年们的修养,不管不顾径直奔向赚钱和出人头地的方向发展反向表示出危机感。
他是基督教徒,在他的人生训诫之中,到处可见基督教式的表现和引用圣经故事。还有,他还引用了神道、儒教、和歌、天皇的诗歌和戊辰诏书,时而和基督教分开使用,有时结合一些来论述独自的修养。他说,所谓修养,就是指修身养性,“修身”是儒教的“克己”,而在说明“养性”时,他列举了耶稣对弟子彼得所说的话,讲述了新旧约圣书、西洋与东洋交织在一起的修养。他使用农村青年们能毫无抵触而接受的传统用语和表现,向他们发出了新时代的宗教人生训言。(武田清子《土著与背教》)他通过大众杂志所做的是把青年们从赚钱、出人头地这一世俗价值观中解放出来,并赋予人的生活方式以宗教意义。他并不是解释难懂的圣经,而是将宗教的神秘性和救济之道灵活地融入对日常生活有帮助的处世之道中。或许正因为如此,他的修养论才打动了很多读者的吧。
一高的青年们从他那里受到很大的感化。和辻哲郎、阿部次郎、安倍能成等精英学生通过与他交流,找到了一条提高教养的新人格之路。通过精英的学生们摸索自我之路,作为教养应该掌握的知识系统化,渐渐形成大正教养主义。在应阅读的书籍中,包含了很多论述圣经、佛教圣经、宗教思想的书籍。他们作为教养的一环,学习并接受了宗教,这也使得当时的人们不是为了信仰,而是为了自我变革而接触到宗教的例子。
此后的教养,受到马克思主义和军国主义的影响,到昭和40年代(1965年开始的10年)为止在精英学生文化中酝酿来开。教养这种以读书为中心的人格形成由岩波书店支撑着,而劳动青年们的修养则由讲谈社文化为后盾。教养作为学历精英所掌握的东西,而另一方面的修养则作为青年运动、企业培训或日常实践大众化,随之,教养和修养也拉开了距离。
说起代日本的修养热潮,冷水浴、体操、坐禅、冥想、读书,甚至储蓄等都被称为修养,实在是种类繁多。在竞争社会中为了成功而进行修养的人,也有为了追求作为人的生活方式而进行修养的人。在明治这个新时代在寻找新自我的过程中诞生了修养,在那之后作为带有战争的整体主义色彩的符号留在人们的记忆当中,以致于在现代已经不怎么被使用。但是,人们的自助努力至今仍在继续。随着时代的变化,修养的方法也在发生变化,但根据类似的土壤和种子,在各个不同时代,以另一种形式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就如修养本身那样,为了让自己进步而努力的思考和行为,很多时候与信仰心有区别的,与宗教联系在一起。自我启发书提倡正向思考可取得成功,被美国TIME杂志“全球最具影响力人物100(2015年)”的近藤麻里惠将收拾东西称为祭祀和仪式,通过物品重新审视自己,就会给人生带来变化(《砰然心动的人生整理魔法》)。为了成功,为了让自己成长,在维持与宗教若即若离的关系中,人们自我磨练远永不会停止。
[译自《中央公论》2021年7月刊,本文经中央公论新社同意翻译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