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百旗头真（兵库县立大学理事长）

 

自由民主主义的胜利这一冷战结束后的欣快感并没有持续多久。关于“地理和历史”的纷争开始复活，中国的崛起成为新的不安定因素。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秩序受到挑战的时代，日本外交应如何思考、如何行动呢？

 

全球化与区域认同

1989年10月，柏林墙倒塌，苏联东欧的共产体制像雪崩一样瓦解，长期持续的冷战下的两极秩序宣告结束。

以两大拥核国为首的两大阵营的对立结束后，天真地期待一个和平世界诞生的声音随处可闻。弗朗西斯·福山雅玛写了《历史的终结》，想把自由民主主义和市场经济的最终胜利看作是现在进行中的历史。但是，苦难和漂泊并没有从现世的历史中消失。一个目标的到达，必然会产生下一个内部矛盾，反复着对抗和求其扬弃的运动。冷战结束这一历史性时刻也并不意味着就到了自由民主主义和市场经济君临的永远的城堡。

早早地出现了两个挑战的动向。

一是萨达姆执政的伊拉克对科威特的入侵。萨达姆早就发动过两伊战争等，丝毫没有隐藏着对地区霸权的野心。1990年8月，萨达姆攻打缺乏防备但富裕的产油国科威特，一夜之间占领了科威特。

美国总统乔治·W·布什（老布什）征得英国首相撒切尔等相关国家的同意，通过联合国决议后组建了多国部队。1991年1月发动海湾战争攻打伊拉克，解放了科威特。冷战后“新世界秩序”到来的声音响彻了四方。

虽然萨达姆的暴举被制止了，但新秩序的确立令人怀疑。前苏联和前南斯拉夫联邦等巨大的复合国家被解体，但民族纷争频繁发生，中东、非洲地区纷争不断。在冷战时期的两极秩序下长期被抑制的民族和宗教等根植于历史认同感的地区内相互对立，随着冷战结束而宣告解放。一言以蔽之，“地理和历史问题的复活”掀起了巨大的浪潮。

冷战结束时期发生的另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现象就是1989年发生在中国的天安门事件。在国际上期待着经济持续发展的社会，迟早会向民主制过渡，例如台湾和韩国。中国凭借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在20世纪80年代的10年间实现了经济高速增长。结果，很多国民摆脱了饥饿状况，产生了一定数量的中产阶级，民主派也增加了。随即爆发了那场1989年6月的天安门事件，邓坚决地挥举铁锤，投入坦克部队进行镇压。

邓认为，面对民主化改革的浪潮，中国政府如果采取善解人意的态度，将导致国家体制的崩溃。邓想的是，“实际上，在匈牙利，当国家领导人让步时，大众会提出了进一步的要求。如果中国领导层屈服了，中共国就结束了。”（傅高义《邓小平时代》，2011年）。作为革命一代的幸存者，邓试图保护共产体制这个国体不受“和平演变”的影响。

受中共对民主化运动的血腥镇压的冲击，美欧日等发达国家对中国实施了制裁。但制裁并不是有意遏制中国经济的发展，只是表示抗议，随即在一年后的休斯敦峰会上宣告解除。

为什么呢？如果用否定句回答地话，就是不想让巨大的潜在帝国·中国这只猛虎被放虎归山。对于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西欧有着同样的不安，为了方便调教这只猛虎，将叶利钦的俄罗斯拉入1997年发达国家峰会。也就是说，冷战后的世界中，存在着俄罗斯和中国这两个巨大的黑洞，如何处理两者是个难题。

如果用肯定句回答的话，发达国家希望中国和俄罗斯都能适应市场经济顺利发展，以此为基础走民主化的道路。也就是说，不顾天安门事件的冲击，日美等国家有着根深蒂固的“让中国参与论”这种思想，就是想把中国纳入世界的市场经济，将其培养成民主主义朋友。晚年的邓在1992年的南巡讲话中，重新阐述了利用世界市场经济发展经济的想法，明确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方向。因此，中国虽然恢复了高速经济增长，但在政治上却没有改变坚持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共产体制的态度。

有句话叫“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这既适用于市场经济，也适用于民主主义。冷战后的俄罗斯在这两个方面很是挣扎。在莫斯科，百货商店华丽地开张，看起来像是引进了西方经济，但工业革命没有继续发展，经济只停留在依赖石油、煤气等资源上。在民主化方面，叶利钦时代曾有过希望和挫折，但自2003年以来，普京执政的俄罗斯在强烈反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北约）向东方扩张的同时，对权威主义的回归得到了浓重的认可。

俄罗斯在市场经济和民主主义上都失败了，而中国在市场经济下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到2010年为止，30年间持续了10%的高度成长，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中国从世界市场经济中充分吸收养分，不断发展，却不受近代西方自由民主主义的影响，坚持共产体制这一中国式国体，维护自己的独特性。

不管怎么说，冷战是西方阵营取得胜利，对抗市场经济和民主主义的国际体系暂时消失了。西方长期培育的制度几乎是唯一一个覆盖地球的制度。通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成立的现联合国框架，通过在海湾战争中以美国为中心的胜利向世界炫耀。美国在越南战争中受挫的20世纪70年代以后，经济方面的布雷顿森林体系虽然有很大的动摇，但作为支撑自由贸易的支柱之一的“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ATT）”，1995年作为世界贸易组织（WTO）得到扩大强化。大战后产生的各种经济社会领域的国际机构也在冷战后继续存在。

冷战后出现显著变化的是IT革命。原本为美国军事开发的信息通信技术被转为民用，也给企业活动带来革命，跨越距离和国境即时的全球通信变得容易。随着IT全球化在上世纪90年代席卷世界，居主导地位的美国恢复了经济优势，而落后的日本等国苦于“数字鸿沟”，竞争力下降。尽管存在差距问题，但IT全球化带来了国际经济活动的活跃和发展。

也就是说，总结冷战后的世界，一方面有着怒涛般的全球化潮流，另一方面，立足地理和历史的认同政治开始复活，地区纠纷多发。两极化成为冷战后世界的特征。

对此我想起了印象深刻的往事。“平安迁都一百二十年纪念研讨会”于1994年在京都名刹知恩院召开，我担任了嘉宾发言人之一。主持人筒井清忠教授在整体上说明了通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冷战时期，作为教条的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世界中具有很大的力量，他提出冷战后什么样的价值原理会成为主导的问题，并指名邻座的京都大学野田宣雄教授回答。野田教授用“民族、宗教、亚洲”三个词立即作答。这是一个令人眼前一亮的回答。他已经预感到在世界各地会发生民族纷争、宗教纷争，也预感到了亚洲的崛起。

接着，主持人又要求我回答。我感到很为难，但还是同样用三个词回答说“国际、人权和环境”。即使地理和历史的复活是重要的新事态，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秩序仍在继续，也不好否定在冷战中取得胜利的西方价值原理保持的优势和发展的局面。与野田教授的三个词相比，为自己的回答的平庸而感到羞愧，同时我一边回答一边琢磨今后的年轻一代会以什么作为自我认同呢？

迎接21世纪——伊斯兰极端分子与中国

冷战后，塞缪尔·菲利普斯·亨廷顿《文明冲突论》（1996年）给世界带来了强烈的冲击。冷战后，在教授例举的世界八大文明中，预告伊斯兰和儒教联盟将毅然挑战以美国为中心的西方文明。另外，在该书中，他指出日本不是西洋文明的一角，也不是儒教文明的一角，而是独自的一个文明。

回想起2001年9・11恐怖袭击，伊斯兰文明的挑战就显而易见，从中国不失自己的独特性的兴盛情况来看，显而易见中国文明是对美国最大的挑战者。但是，亨廷顿认为两个文明联合起来挑战的看法只能说完全不同他所说的那样，但伊斯兰和中国却是以完全相反的方式，分别冲着以美国为中心的西方而来。

像阿富汗塔利班政权一样，向美国中枢部实施自杀性爆炸恐怖袭击的团体进行支援的政府在伊斯兰圈业实属罕见。正因为因此，我们不能认为伊斯兰教国家都在挑战西方文明，但我们不得不关注改变历史的激进分子活动。

9・11恐怖袭击事件是如何改变历史的？

首先，让美国总统乔治·W·布什（小布什）及其政权参加了与打击恐怖组织的圣战。向包庇制造9・11恐怖袭击的基地组织的阿富汗开战，并要求世界参加反恐的战斗。中国和俄罗斯两国与需要抑制本国内拥有伊斯兰教徒在国内的恐怖活动和分裂运动，协助美国反恐。

这个时期，美国对开发核武器和导弹制造危机的北朝鲜感到棘手，中国还担任了六方会谈的主席国。中国根本谈不上是美国的敌对者，而是扮演了反恐的合作者、更是美国在朝核问题上的跟班。2001年中国加入WTO，到奥巴马政府时代，在美国国内，让中国参与国际事务论占据主流。这一时期的中国明智地扮演了一个韬光养晦对美国的合作者的角色。

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使事态发生了变化。布什政府受到了希望行使美国强大军事力量推进世界民主化进程的新保守派的影响采取行动。而美国开战的理由是说萨达姆·侯赛因统治的伊拉克制造并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但控制伊拉克全境后也没有发现所说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于是美国国民对美国政府和统治阶层的信赖受损，在2016年总统选举中，经历丰富的希拉里·克林顿败给了没有政治经验的“野人”特朗普。

关于伊拉克战争，由于法德俄的反对，美国未能通过联合国决议，强行推进，结果导致美欧关系出现了巨大的裂痕。通过北约连接在一起的美欧如此严重的对立，尚属史上首次。与布什总统一道参加战争的英国首相布莱尔的领导也受到动摇。

在反恐作战时，日本外交由小泉纯一郎内阁主导。日本政府从海湾战争时的消极态度招致了国际的谴责中汲取了教训。小泉首相在9・11恐怖袭击事件后明确表示“与美国同在”，布什政府对阿富汗开战后，日本虽然没有直接加入其中，但制定了“反恐特别措施法”，在印度洋开展了由海上自卫队加油的独自后方支援活动，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好评。并且，小泉首相对布什政府的伊拉克战争也表明“支持”，制定了“伊拉克特别措施法”，派遣陆上自卫队实施人道复兴支援，派遣航空自卫队进行以运输为中心的后方支援。通过这些活动，小泉政府尤其强化了日美同盟关系。

虽然小泉首相成功深化了日美关系，但由于国内动机，他每年都会参拜靖国神社，使与中国和韩国的关系恶化到无法举行首脑会谈的程度。在桥本·小渊内阁时期，日本处于亚太国际关系的重要位置，但在小泉内阁时期，有让担任六方会议主席国的中国抢了风头的意味。另一方面，小泉首相访问朝鲜并发表平壤宣言，成功地让部分被绑架者回国。他也是一位罕见的能够承担外交风险的日本首相。

虽然有一系列国际问题，但通过IT的全球化，繁荣的经济支撑着美国主导的世界。正因为如此，2008年的雷曼危机使世界发生了巨大的震撼。特别重要的一点，这也成了中国变成美国挑战者的契机。

进入米中対立的时代

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再加上雷曼危机时胡锦涛政府出动5万亿元的巨大财政支持了世界经济，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存在感，也提高了中国民族主义者的自信心。第二年的2009年，主张应该从邓小平的遗训“韬光养晦”毕业的呼声不断高涨，以2010年和2012年的两次尖阁诸岛（中文名称钓鱼岛）事件为契机，中国国内掀起了反日暴动。从2012年开始，习近平政府定期出动公船到尖阁诸岛海域，大肆宣扬是中国领土。在南中国海，从2014年开始在南沙群岛从菲律宾和越南夺取的岛屿上强行进行填海和建设军事基地，不断扩大中国统治范围。一直坚守让中国参与国际事务论的美国奥巴马政府，在2015年秋天，终于命令五角大楼进行“航行自由行动”，并派遣拉森号驱逐舰进入了南沙群岛。

习近平政府倡议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定下在21世纪中叶成为不亚于美国的强国目标，以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为基础，谋求军事扩张和尖端技术的飞跃发展。以强大的军事力量为背景，试图走出海洋，加强对维吾尔族的新疆和香港的统治。这是对崇尚自由和人权的美国毫不客气的行为，美中关系呈现出文明冲突的迹象。如此一来，在东亚两个秩序对抗的局面正日益加深。

2016年的世界，发生了三大事件，标志着现代史的转机。

第一，“伊斯兰国”的衰落。在此省去对过程的说明，但在伊斯兰激进派中，伊斯兰国的残暴超过了自杀性爆炸恐怖集团的水平，在从伊拉克到叙利亚等势力范围建立了所谓的“伊斯兰国”，就是因为他们拥有土地，所以受到了美欧各国的空袭和邻近国家陆军的进攻，迅速逃散。

第二，欧洲的动荡。从2010年开始，在中东非发生的被称为“阿拉伯之春”的反政府运动，被期待为民主化的新浪潮。但是，旧体制虽然遭到瓦解，但建立民主体制的力量并不充分，反而导致了内讧、内战或专制统治的回归。结果，大量难民涌入欧洲，使欧洲社会和政治不稳定。随着反移民的民粹主义在各国兴起，英国公投决定退出欧盟。不仅是美欧的分裂，西欧内的分裂也在进行，发达国家的政治变得很不稳定。

第三，特朗普在美国总统大选的胜利。特朗普总统通过一场散布了许多错误的粗暴但有力的演讲，一方面聚集了热烈的支持者，同时加重了国民的分裂。在外交上，他提倡美国第一，喜欢一边向他国施加冲击性的压力，一边实施获取一定利益的双边谈判。如果要和中国对抗的话，应该和其他相关国家合作，不仅和俄罗斯对立，还和欧洲各国加深了裂痕。丝毫不隐藏反国际主义，除了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以外，在世界上没有朋友，部下的外交工作人员也几乎没有。

伊斯兰激进派的暴走开始收敛，与此相对，坐拥巨大人口、经济力、军事力的中国强权政府，仍然是美国的强大挑战者。

即将要形成美中两个超级大国互相对峙的世界。但是，冷战时期的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各率完全不同世界进行分居，相反，现在的中国是利用世界市场经济发展起来的，很难与国际经济切割。不仅是中国周边国家，对美国和欧洲来说，中国也是重要的贸易伙伴。尽管如此，以安保为理由加深了鱼与熊掌二者难以兼顾的对抗关系，在两个超级大国之间，例如东南亚各国，不断被分为亲中、亲美、中立三部分。

日本宪政史上执政时间最长的首相安倍晋三在外交和安保方面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安倍虽然拥有右翼国家主义信条，但在担任首相时却展开了务实的国家利益外交。虽然最重视对美外交，但令人吃惊的是，与两位立场截然相反的总统奥巴马和特朗普双方都合作得很融洽。安倍和奥巴马一起去广岛和珍珠港旅行，与反国际主义的特朗普长时间共处加深了亲密的交往，代替美国支撑了国际秩序。日本签署了特朗普脱离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签署了日本与欧盟的经济同伴关系协议（EPA），也促进了以东亚为中心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从根基支撑了国际经济协调。在对中国的“一带一路”表示理解的同时，倡导“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拉拢美国，展示了以海洋为中心的国际合作方向。没有比这个人更积极开展“俯瞰地球仪的外交”的首相了。日本政府容易被认为是美国外交的胆小的追随者，但可以说安倍政府一边以稳妥的方式接受了破坏者特朗普总统，并实施引导，阻止了国际秩序的崩溃。

在新冠疫情大流行和乌克兰危机中

意想不到的新冠疫情来袭，原本应该是威胁所有人生存的“人类安全”问题。但是，却成为美中激烈对抗游戏的工具。特朗普指责“武汉病毒”是中国蓄意操作造成了全球范围内的疫情大流行。中国也毫不示弱，之后通过严格的封城迅速封杀新冠，尽早重启经济活动。然后，不仅通过口罩和疫苗外交来赚取分数，还用武力压制维吾尔族和香港，难道是想通过“战狼外交”向外展示没有变弱？中国夸耀中国特色的专制比民主主义在应对新冠疫情和经济效率上都优越，但缺乏品位的粗暴政治绝无可能成为受世界敬爱的对象。

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普京对乌克兰的入侵。军事大国俄罗斯想与2003年美军控制伊拉克一样，在短期内压制乌克兰。但更令人意外的是，约20万俄军遭到来自北约各国支援的几乎相同数量的乌克兰军的拼命抵抗，无法攻陷首都基辅，因此，俄罗斯试图建立俄罗斯傀儡政权的企图失败了。

乌克兰不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战中被德国一蹴而就的比利时，而更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操纵滑雪板抵抗苏联军队的芬兰。芬兰把一些领土割让给苏联，以在外交上不敌对苏联的中立为条件维持了国家存立。或许俄罗斯根据战斗的趋势设想会得到割地吧。而泽伦斯基领导的乌克兰在国际社会支持下奋力抵抗会拒绝服从俄罗斯而中立吧。另一个令人意外的是，在伊拉克战争时期和特朗普时期，裂痕很深的美欧在面对普京的暴举恢复了团结，进行了有效的乌克兰援助和对俄制裁。

乌克兰危机对习近平政权的夙愿——台湾统一有何作用？如果普京轻易成功，会给习以武力统一的勇气，相反，如果普京在国际社会的谴责面前陷入被动，习也会意识到想统一台湾也非易事。

在冷战初期，以苏联为盟主的年轻中国和其中间的朝鲜建立了亚洲的东方阵营，但如今俄罗斯、北朝鲜、中国三国的阵营也在复苏。但是，盟主是中国，弱化了的俄罗斯，以及谁也不服从的北朝鲜在中间。中国进行了史无前例的大规模扩军，实现了超级大国化，但在疫情清零政策的失败和普京侵略战争的影响下，在一段时间内中国外交可能会寻求平稳。日本也争取到了时间，在此期间必须安静地采取强有力的应对措施。问题的焦点是，中国宣称要夺取尖阁诸岛并采取行动，如果放任的话，冲绳和日本将陷入下一个危机。为了保护尖阁诸岛，强化海上保安厅的能力和充实中程导弹网是当务之急。现在的日本只有射程200公里以下的巡航导弹，但是1500公里以内的导弹属于日本国产，再加上美国开发的中距离导弹（5500公里），必须以此均衡一下具有压倒性优势的中国导弹力量。与中国平起平坐并不是日本的目的，而是日本应该具有一定拒绝的能力让中国感觉到动日本领土不妙，还有就是要联合国际社会。

虽然在欧洲加入北约是个大问题，但日本有犹如长年培养园艺般的日美同盟。此外，正如QUADQ（日美澳印四方对话）和AUKUS（美英澳三边安全协议）所示那样，对日本来说包括欧洲各国在内在全球有共鸣的国家很多。利用这些资源，以“日美同盟加日中协商”为基础，重建与中国之间不可攻不可被攻的关系，再高瞻远瞩一下，渴望进一步将美中卷入，为重组国际秩序做出贡献。

[日本独立的70年：发生改变的亚洲国际秩序与日本外交（下）：冷战结束后的考验（《外交》Vol.73 May/Jun.2022PP.126-134），得到笔者以及出版社的许可翻译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