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藤环（埼玉大学教授）

 

 

2023年是日本东盟友好合作50周年，于12月在东京举行首脑会议。过去50年间，日本和东盟的关系以及亚洲的经济和社会都发生了巨大变化。高速经济发展加强了区域内经济的相互依存关系。二战后，以贫困和发展停滞地区而闻名的亚洲，出现了被称为“奇迹”的高速经济增长，在经历几次危机的同时，依然作为新兴亚洲而崛起。进入21世纪，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GDP总额已超越欧美，亚洲成为生产基地、技术革新的创新发源地。与此同时，亚洲发生的风险和危机也对全球产生深远影响。虽然国家之间存在很大差距，东盟各国已步入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不仅是新加坡，2010年代泰国和马来西亚也从引入海外直接投资的国家转变为对外投资国。

日本在20世纪发挥了领导作用。20世纪90年代前半期，日本创造了东亚、东南亚GDP的7成，名义GDP规模约为东盟10国的8倍。但是，这种情况进入21世纪后发生了根本变化。日本的人均GDP被新加坡（2010年）和文莱（2011年）超越（后者根据时期有所变动）。根据国际货币资金组织（IMF）的预测，东盟GDP总额将在2026年超过日本。

如果着眼于个别企业或产业领域，就会发现现实中的竞争已经无法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国家间序列关系来解释。例如，运用数字化的新型服务正在东盟各国崛起，且发展速度更快（如马来西亚的Grab、印尼的Go-jek等）。泰国正大集团（Charoen Pokphand Group Co., Ltd.）等新兴国家企业带动的创新等备受瞩目。从“追赶”的时代，向实现被称为“跨越”的“弯道超车”时代进行过渡，这一现象将因数字化而进一步加速。这是因为除了资本和技术能力，创意也将是竞争的资本。

东盟各国的惊人发展今后也会持续下去。但是，如果着眼于下一个十年，或者再向前五十年的话，情况就不容乐观。因为各国都面临着不转换思维就无法解决的复杂课题和风险。

第一，东盟的新兴国家，不仅发展速度快，而且由于“压缩发展”，面临着比过去日本所经历的更为复杂的情况。例如，在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之前，少子老龄化的发展速度比日本快。这种“时间”的压缩在东盟新兴国家的城市化进程中也同样可见。其结果，在各国国内，产生了发达国家型的课题和被认为是发展中国家型的各种课题交互存在的状况。列举劳动力市场的例子应该容易理解。

在泰国等新兴国家的劳动力市场，白领和全球精英数量也在不断增加。但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后，一部分企业和日本一样已经导入了非正规雇用制度。另一方面，在被认为只要发展就会消失的20世纪发展中国家特有的 “非正规经济”现象至今仍大规模存在。据国际劳工组织（ILO）的统计，东南亚、东亚的劳动者中约有60%属于非正式雇用。被称为数字版非正规经济的零工的增加也非常显著。而且，与发达国家一样，大学毕业生的失业问题成为社会问题，而被称为3K（累、脏、危险）劳动领域的劳动者严重不足。例如，泰国约有300万外籍劳工（来自缅甸、柬埔寨、老挝），占就业人口的10%。

第二，亚洲快速发展的前提条件正在发生动摇。亚洲开发银行在《Asia 2050》（2012年出版）中曾提出亚洲顺利发展繁荣的条件（包括避免中等收入陷阱）。这些条件是：（1）维持长期和平，不发生严重的纷争和政治对立；（2）全球贸易和稳定的金融制度；（3）对气候变化施以有效的国际协调行动。亚洲开发银行指出这三个条件将是必不可少的。然而，这些条件都在动摇。

随着东盟区域内相互依存加深，优先经济发展的稳定时代已经发生动摇，“政治时代”正在重新到来。另外，少子老龄化和自然环境条件等“社会”的变化更可能成为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亚洲的困难在于，促进增长的因素同时成为贫富差距扩大、环境问题、人权问题等产生的原因。

第三，各种危机增加了亚洲未来的不确定性。正如许多国际机构指出的那样，亚洲的灾害频率和规模都很大。事实上，特大城市的地盘下沉、跨境烟灾、灾害频发等环境风险对东南亚许多国家来说都是迫在眉睫的危机。

疫情、灾害、纠纷等区域内外危机的频发和多样化，增大了政策运行难度。新兴国家在除了处理日常问题的同时，出现危机、政治局势紧张（安全保障问题等）、社会支出的扩充（社会保障制度和教育），以及其他所面临的各种课题，都必须同时加以应对。在财政受限的情况下，时而也要权衡各种问题间的取舍，来分配有限的资源。不确定性的提高有可能导致在选择为解决中长期课题的手段上带来财政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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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的50年里，日本的地位虽然有变化，但日本和东盟的经济、政治关系变得更加紧密，加深了相互信赖关系。作为共同走向不确定性未来的伙伴，日本和东盟之间国际协调的重要性进一步提高。

要解决亚洲复杂的课题，首先要大胆地转换思维。不仅要考虑“经济（效率性和增长）”，还要认真考虑“可持续性”和“公平性”三个价值轴的平衡和折衷。在致力于各种紧急课题的同时，还要重视以未来50年后为起点回溯现在的观点。如果从长远的角度来构想一个居民和地区的幸福生活高度稳定的社会，针对政治对立、环境问题、以及公平性问题等，不仅需要加强事后应对和恢复能力，还需要预防和缓和措施，以及结合短期、中长期战略的全方位思考。

第二，日本虽然与东盟面临许多同样的课题，但作为课题发达国家，日本并没有找到有效的方案。像零工经济一样，对于全球同时发生的现象，东盟各国的应对反而更快。日本过去的经验不一定能有帮助，必须在互相学习的同时，找到新的解决方案。

第三，从面向未来的角度考虑，确保和支持反映年轻一代意见的渠道是关键。笔者和首脑会议一样关注着印度尼西亚和日本召开的日东盟大学生的模拟会议。压缩发展也导致了不同年龄层之间“经验”的压缩，社会认识上的代沟要远比上一代想象的更大。

肩负50年后未来的是年轻一代。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数据显示，参加海外留学（高等教育机构）的东盟学生总数约为35万人，不仅在欧美和日本，在东盟区域内的留学也在增加。该数据显示，日本的海外留学人数约为3万人。作为参考，根据日本学生支援机构JASSO（2019年），从日本到海外的留学人数（3个月以上）约为25000人，到亚洲各国的留学仅为其中的2成。在需要和亚洲年轻人一起思考的时代，日本的数字未免太低。就连高等教育机构，都缺乏讨论现代亚洲的平台，这着实令人担忧。

东盟至今仍是一个非常多元化的地区。在投资对象和消费市场等经济观点之外，对日本来说，以深化与东盟地区的关系为目的，建立不局限于国家层面的多维度、多主体的交流平台尤为重要。

 

 

[翻译责任：日本综述。本篇报道首次刊登在《日本经济新闻》2023年12月8日的专栏《经济教室》中，题目为“日本与东盟的未来：紧密合作解决共享课题”。经笔者许可翻译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