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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第二期  2010年8月3日

不能说南京反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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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误解的南京

今年3月1日,由我国资助建设的柔道道场”日中友好南京柔道馆”(中方名称为”中日友好南京柔道馆”)正式开馆。它是利用外务省的ODA(政府开发援助)”草根文化无偿合作资金”建设的,是继2007年在青岛建馆之后,在中国建立的第二所”友好柔道馆”。我从一开始就参与了这一项目,所以出席了开馆典礼,并在刚刚开张的新馆里对当地体校的学生们进行了初次辅导。众多的日本记者也在当天赶来,我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南京对日本人来说也是如同心上扎了刺的地方,在这里建设柔道馆是最恰当不过的。”

就在”那”南京,终于建成了讴歌日中友好的柔道馆。如果能够让更多的日本人理解南京的真实相貌以及修建柔道馆的真意,我将感到无比喜悦,这是我毫不虚饰的心境。

但是,当我看到第二天的报纸后却大所失望。因为我读到的所有的日本报纸,就像是盖了同一印章一样,上面都写着”反日情绪强烈的南京”。要是让我坦率地说出对报道内容的印象,那就是”在那个很异常的地方,山下真是做出了努力。”虽然要感谢他们对我的表扬,但事实却并不像报道的那样。

围绕着旧日本军的”大屠杀”,南京在我们心上留下了种种阴影。的确,作为日本人的”常识”,与中国其他地区相比,这里是反日情绪最强的地区。但我可以断言,南京决不是”反日”的城市。我原本期待通过友好柔道馆的建成,让传媒搞一个纠正误解的活动,但结果却完全事与愿违。

我之所以要在中国建设柔道道场,推广柔道运动,是一心想通过这一方式让中国人加深了解和理解日本。同时,要想构筑真正的友好,必须要深入了解对方。在此,我再一次希望消除人们对南京的误解与偏见。

“请帮助我们的男子柔道”

首先我想回顾一下这件事的经纬。利用日本的援助在中国建设柔道道场—-推进这一活动的开端,是在2004年6月在上海举行国际柔道联盟理事会和研讨会会场上发生的一件事:当时,中国柔道协会副主席宋兆年先生走到我面前,双手握着我的手说:”山下先生,4年后就要举办北京奥运会了,我并不担心我们的女队,但是一想到男队,夜里就睡不着觉。怎么样,请帮帮我们吧!”的确,中国的男子柔道与奖牌无缘。

虽然如此,说实在的,当时我一时不知所措。因为我当时对中国的柔道并没有特别的情意,也全然没有料到会请我帮助。但是看到他们认真的样子,又产生了”看来不得不帮这个忙”的心境。

日后,我向因合著出版的事曾经向多次相见的奥田硕先生提起这件事。当时他担任丰田汽车公司的会长。他表示:”这可是件好事”,很痛快地答应给予协助。奥田先生还亲自向新日铁公司、全日空公司打了招呼,促成三家公司的资金援助,开始向正在备战北京奥运会的中国男子柔道队展开支援。

半年后,外务省突然提出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建议:”协助中国为北京奥运备战当然很好,但是能否进一步立足于长远目光,支援中国的柔道呢?”2005年时,在中国全境掀起了反日游行的风暴,外务省的建议反映出为改善恶化的日中关系,什么事都要做的意图。

我当然不会持有异议。于是便与外务省以及为在国际上普及柔道,以我为中心成立的NPO法人”柔道教育团结协会”等一起进行研究,具体成果便是我在开头所介绍的,在青岛建设的日中友好柔道馆。

2006年11月,为了与当地交换意见前往青岛访问时,从中国的柔道家那里听到的话令我难以忘怀—-在甲午战争中吃了败仗的中国为了”重建”国家,在20世纪初叶积极把年轻人送到海外留学。日本也来了许多中国的留学生。为接收来自中国的留学生创建了专科学校”弘文学院”的,正是柔道的创始者嘉纳治五郎。在13年的时间里,约有7000名留学生寄身于嘉纳的身边。他们当中有鲁迅和毛泽东的义父杨昌济等人。一直受到杨昌济影响的毛泽东,后来在自己的著作中称赞了嘉纳治五郎与日本的柔道精神。

说来羞愧,我确实是头一次听到这个故事。我对通过创始人的手,把柔道的精神”传到”中国,既吃惊又感动。同时也看到中国还有这样热情介绍这一故事的人,这对我们要进行的项目增强了信心。

另外,当我在青岛听到这一故事的时候,手头已经接到”下一个一定在南京建”的邀请。但是现在想起来,当时我的应对非常冷淡,只表示”等青岛的柔道馆建成以后,如果确实有助于日中友好,那时才能明确下一个建在哪里”,而没有做出明确答复。”草根ODA”援助额的上限是1000万日元。虽然对数额是多还是少有种种不同的意见,但那都是日本国民的税金,所以不能简单地答复下一个定在哪里。当时我认真考虑过,友好柔道馆在全中国究竟是会林立呢,还是会消失呢?一切取决于青岛的项目能否成功。

结果,我认为青岛的人们确实很好地理解了我们的意图。在道场里,除了悬挂着嘉纳治五郎的大照片外,还张贴了”嘉纳是谁”、”何为柔道”等文章。我觉得建筑物本身就是柔道精神的体现、日中友好的象征。青岛的孩子们接受我们NPO的邀请访问了日本,与日本人一起练习等正式开始了交流活动。

“照这样,南京也可以考虑”。就在进行事前准备的2008年8月15日,一家报纸刊配合终战纪念日,刊登了”在南京建立日中柔道场、山下也开始行动”的独家报道。我心中高兴之余,又觉得”不好办”。再就是还没与外务省商量呢。当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给外务省打电话时,负责人回答说:”这不是好事吗?马上开始进行吧。

” 为”正是因为在南京”鼓掌

虽然说了对新闻传媒的不满,开始时其实我自己对南京的情况也并不了解。第一次前往视察是在2008年11月,行前在受到周围许多人的”威胁”中上了路。

例如,请允许我冒昧地讲出姓名,以国际派知名的东海大学松前校长就向我”忠告”说:”那个地方够呛,还是小心点好。”另外,去南京之前路过香港,在出席当地致力于柔道普及50年的大前辈主持的宴会时,听到他在致辞中说:”山下先生明天就要去南京了,预祝他平安无事……”这是在中国生活过半个世纪的人讲的话。于是”无知”的我,也怀着一种紧张感前往南京。

接下来是我亲眼所见的南京。那里是与我事先听到的完全不同的另一个世界。当地的人们热情接待了我,表示了对建立友好柔道馆的热烈期待。

在视察候选地之前,我在南京大学以”柔道之心、日本之心”为题进行了演讲。在近300人的听众当中,南京的柔道相关人士和正在南京大学留学的日本学生占了一半,其余的是学习日语和日本文化、以南京大学为主的中国人。

演讲结束后的解答问题过程中,会场里有人提问:”为什么要在南京建立柔道馆?”我心想是个好问题,回答说:”当我想到通过柔道扩大日中交流时,如果现在修建柔道馆,没有比南京更加合适的地方了。”当然,我这么讲是基于”过去不幸的历史”。我刚一说完,会场里的中国人和日本人就都为我鼓起了掌。

访问的最后一天,我谢绝了当地朋友们的招待。准备只招待住在南京的日本人一起吃饭。因为我想向熟识南京的社会、市井情况的人们了解”这里真正的情态”。当时从他们那里听到的是:”我住了好多年,一次也没有发生过因为是日本人而遭到白眼的事情”;”与在日本时的印象全然不同”,等等。”压轴”的是一位来学习中文的原女教师,她认真地对我说:”真的,这里都是好人。要是结婚的话最好找南京人。”

我们还去了中国的抗日战争纪念馆中的代表之一”南京大屠殺纪念馆”。在入口处写着”不要重犯同样的过错”的建馆宗旨,馆内当然处处可见日本军的”残暴行为”。令我吃惊的是快到出口的最后一部分,是”日中友好历史”展览。这一切的一切,不论是听到的还是看到的都截然不同。

南京关注未来,日本却拘泥于过去

从第一次视察时起过了一年半时间,南京的柔道馆顺利开馆。请允许我把话题再回到开头所说过的今年3月份举行的开馆仪式。

其实,有件事我那时是头一次听说。有关建设费用,日本方面提供的是9万6,403美元(约合890万日元),而南京市当局也支出了几乎是同额的48万多人民币。我问在座的日本领事馆的人:”对外国进行ODA支援时,当地对相同的项目也提供资金吗?”他回答说:”不会,没有听说过”。连他也露出吃惊的表情。这体现了南京对这个柔道馆抱有多么大的期待,可以说是願意与日本加深交流的象征性”举动”。

结束了与孩子们的”初练”后,我出席了日本媒体的记者招待会。他们当中有多半是从上海支社”出差”来的记者。会见是以超乎意料的提问开始的:”山下先生,柔道馆里并排挂着日中两国的国旗,您如何看待?”

事后得知,原来此前他们在南京没有见到过日中两国的国旗一起友好飘扬的风景,或许是因为不理解眼前的情景脱口而出的提问。我回答得很简单:”因为是为了中日友好睦邻建立的,这样做是理所当然吧。”据从日本来的同行者说,日本记者听了我的话后,半信半疑的眼神变成了给予理解的表情。看了他们的报道,我觉得他们理解了我的心情。正因为如此,我还是希望能够进一步正确传达”南京人的心情”,故而对前面那样的报道感到非常遗憾。

也许有的人会想,我认为”南京不是反日的地方”的看法,是因为我站在”特别的立场”与当地人接触的。”只有一年半就能了解真相吗?”持有这样的疑问并不奇怪。但是要知道在2005年,当反日行动扩大到中国全国时,主要城市中唯一没有发生过游行的是南京。很少有日本人了解这一事实吧?

我个人觉得,南京的人们不像日本人想象的那样浸泡在反日的情绪里,这不仅仅是因为他们的宽大与温和。前往当地,在与各色人等一起活动、对话交流中,我所感到的是他们愿意与日本人深化交流的热情。柔道与艺术文化之外,他们特别渴望进行经济交流。

如前所述,在”误解”的背景下,日本企业有对打入南京市场比较消极的倾向。当地人士也深感到与经济发展顺利的其它城市相比显现出的”落差”。我认为当地人内心的真实想法是”不要踌躇不前,希望有更多的日本企业到南京来”。南京着眼未来,日本却拘泥于过去—-我觉得正是由于南京,这一图式才得以成立。

让普京等我反而被等

话再说回来,正如嘉纳治五郎的理念让毛泽东也为之陶醉,我之所以创立NPO团体,向世界普及柔道,就是想弘扬柔道之精神、和之精神。通过它,让人们对日本这个国家更感兴趣,加深对它的理解,仅此而已。

因妙缘开始与中国的交往。人们对设立友好柔道馆的关注的程度超出了我们的预想。随着交流的扩大,正在稳步地取得成果。

在2008年视察南京之前,我在开设一周年的青岛道场接受了中国国营电视台的采访。采访者叫小崔,是一位著名的主持人,光是电视摄像机就竟然”动员”了7台,两人身穿柔道服相对而坐。虽然只是访谈了4、5分钟的时间,没有柔道经验的小崔却非常仔细地查阅了嘉纳治五郎和我的情况,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通过NPO组织派遣指教练、培养中国教练,或组织开始练习柔道的中国孩子与日本孩子进行交流—-。以青岛柔道馆为基地开展了种种活动,在当地得到推广,甚至有的学校把柔道引进了体育课。在这里得到的教训、积累的经验应该在南京也适用。当然,我们还准备在中国以外的地区也展开通过柔道促进交流活动。

最近着力进行交流的是邻国俄罗斯。在那个国家里有柔道的深入理解者、最佳靠山普京总理。实际上,我今年3月访问南京后接着访问了俄罗斯,主要目的是去圣彼得堡大学做演讲。可是在访俄的前两天被告知说”普京总理想见见我,能不能提前一天来?”虽说是普京总理相邀,因为办不到,便郑重地谢绝了。但是对方又来商量时间,结果决定在演讲后去莫斯科相见。

见面的时间定在下午9时,我把预定5时结果的演讲提前了30分钟。下飞机后一路上有开道车引路,按VIP的待遇急驶。8时50分到达白宫(俄联邦政府办公大楼),但此后却被一拖再延,总理的工作没有结束。实际上见面时已是晚上11时50分了。虽然双方都硬挤出时间才得以见面,但这一消息立刻传到俄罗斯全国,广告效果极佳。

今年7月,计划与弟子井上康生一起访问以色列、巴勒斯坦。准备向当地的教练和运动员讲解和之精神,把两地的孩子们集中到一起进行练习。柔道精神的基干是”尊重对手之心”,哪怕所起的作用微小,我依然企盼通过柔道的交流,能够点燃年轻人心中的一盏明灯。

(译自《中央公论》2010年8月号)[2010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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