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展览在我有生之年不会再看到了”“来自世界各地的研究者、收藏家汇聚一堂”——这说的不是在阿姆斯特丹荷兰国立博物馆举办的维米尔展[2023年2月-6月]。而是今年秋天11月3日～12月3日将在东京根津美术馆举办的特别展“北宋书画精华”展。

以辻惟雄（日本美术史家、东京大学名誉教授）的《新版奇想的系谱》（1970）为开端，掀起了以佛像、绳文、超绝技巧工艺等为核心的日本美术热潮，在2000年代以后依然在持续，但还没有延伸到日本美术根源的中国美术。尽管如此，对那些“实际上很在意中国美术”，或者是目前主要观看现代美术、西洋美术，总有一天想去一览日本美术、中国美术的人来说，这是一个绝好的机会，建议一看。开头引用的台词，绝对不是虚张声势也非夸张。此次能汇集于一堂的作品，在对包括中国、日本在内的东亚的书画作品的理解上极为重要，若想日后一个一个攻略，无疑需要花上数十年的时间。

　  也许是受伊藤若冲（1716-1800年）热[2000年代]的影响，近年来日本美术，特别是绘画，不少人会联想到极彩色。但是在他之前，大多数人首先都会想到深褐色丝绸，或者在纸上用墨画的单色作品，作为挂轴挂在壁龛里的印象。要说到一幅山水墨画的挂轴作品，其根源当然来自中国绘画。原型要追溯到北宋（960-1127年）时期。

到唐代为止的绘画，主流画法是用笔线勾勒出对象的轮廓，再加上色彩。另外，虽然也有纸和布作为媒体，但以寺院和宫殿的墙壁等为支撑体来描绘是核心作法。到了八世纪，就产生了与20世纪的“动作绘画”相似的“泼墨”技法。这种“从适当地泼墨形成的形状而带来的视觉联想用来描绘山和石头等”（平凡社web版《世界大百科全书》）技法本身并没有固定下来，但之后从多色到单色，从人物画到山水画、花鸟画，再从不能移动的壁画到可以移动的画轴，其核心发生了巨大变化。

　  另一方面，制作绘画的画手分为两部分。一是宋代（960-1279年），不分门路，通过科举成为与皇帝有直接关系的官僚，还有意味着预备军的文人（后来范围变得越来越广）。他们每天在完成政务的同时，对诗、书、画中表现出的高雅精神进行评价，元代（1271-1368年）以后，“文人有/文人治/文人享的绘画史”成为了标准。与此相对，有在宫廷画院从事绘画职业画家们。他们虽然掌握了非常高超的技术，但在精神上却不如文人。

五代（907-60年）、北宋初期山水画确立后，空间本身被视为描绘的对象，根据主题的大小和光的浓淡，如何在二维（平面）上表现三维（空间）的逻辑，彻底追求与西欧文艺复兴相通的主题和技巧。文化上趋于成熟，又有苏轼（1036-1101年）和黄庭坚（1045-1105年）以率意（心照不宣地即兴表现）为宗旨的行草书。此后的中国美术史，可以说是通常以北宋马首是瞻也不为过。

虽然根据时代的不同大小也不一，但在历史上日本美术一直深受中国美术的影响。当然北宋文物也不例外。但是，尽管北宋在中国美术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但我不记得在东京国立博物馆和京都国立博物馆等国立馆看过大规模的北宋美术展。理由很简单，“数量太少”。北宋书画在中国占有特殊的地位，因此被带到国外的数量并不多。这与在日本受到青睐的南宋（1127-1279年）书画不同。虽然也有些许传世的北宋时代的作品，但还不至于填满广阔的展览会场。若从国外借其门槛也太高了。

因此，虽然重要却没有举办过专题展览，但其状况在2018年底发生了变化。在等待新年开幕的东京国立博物馆的特别展“超越颜真卿王羲之的名笔”的展出名单中，悄悄地追加了一件作品[《五马图卷》]。

李公麟《五马图卷》北宋时代・十一世纪、东京国立博物馆蔵

信息瞬间传遍了爱好东洋美术者、研究者、商人等全世界相关人士，无声的轰动震撼了电脑空间。该幅画在趁清朝（1616-1912年）灭亡的混乱中从深宫中被带出，交到了日本人手中。但是1928年，在东京帝室博物馆（现东京国立博物馆）和东京府美术馆（现东京都美术馆）举办的昭和天皇大典庆祝纪念展览会上展出后，杳无音信，被认为是在太平洋战争时烧毁。尽管如此，中国美术史教科书上必须刊登的黑白珂罗版的“神作”一般的存在，时隔80年再次向世人公开。

2019年，笔者在《艺术新潮》，以“李公麟《五马图卷》改写日中绘画史”为题撰稿。在该稿中，致力于“重新发现”《五马图卷》的板仓圣哲（东亚绘画史，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教授）那里得到了这样的评论：“在《五马图卷》再次登场之前，最接近李公麟真迹的是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收藏的《孝经图卷》。但是从《五马图卷》中可以看出的技法和表现方式，但与我们所知道的《孝经图卷》明显不同。也就是说，到目前为止，认为在《孝经图卷》的基础上有对李公麟，以及对北宋绘画史的理解，这样一来就不得不对这一想法进行大规模的改写。第一次从头到尾通看画卷后，脑子里满是“怎样做历史性的定位才好”的问号，思考顿时停止了。”（《艺术新潮》2019年8月号，新潮社）。

 

 

时光转眼过去4年，板仓先生监修的此次展览，以《五马图卷》的再次出现为契机，在确认其历史定位的同时，再次将分散在日本国内的北宋书画集聚于一堂。

最让全世界的中国美术迷、收藏家、研究者震惊的是李公麟《五马图卷》（北宋，东京国立博物馆藏）和李公麟《孝经图卷》（北宋，1085年左右，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收藏）的同时展出，可谓机不可失，失不再来。而且，在接纳宋代文物的时候，作为其最大成果的“东山御物”——中世纪室町将军家创建，后世以其名命名的书画、书籍、工艺作品的中国文物大收藏——名品徽宗（款）《桃鸽图》（北宋1107年，个人收藏，国宝会期中仅展出3天（日期未定））。这也可以说是日本权贵们对宋代第八代皇帝（北宋倒数第二代皇帝），超越趣味性的艺术爱好，构筑了象征皇权的雄壮的文物收藏体系的徽宗皇帝表示敬仰的证明。

相反，董源《寒林重汀图》（五代，黑川古文化研究所藏，日本重要文化财）、燕文贵《江山楼观图卷》（北宋，大阪市立美术馆藏）等北宋山水画的名品，都是近代以关西为据点的收藏家们收集的。如上所述，北宋的文物中从中国出来的东西并不多，近代以前带来日本的北宋书画也极其有限。但是在清朝末期，之前保存在中国国内的东西一齐流出来。除了被蒋介石的国民党移到台北（后来收藏到故宫博物院）之外，包括《五马图卷》在内的相当多的重要作品都东渡了日本。这不仅是因为地理上的距离近，更是因为日本对杰出的宋代美术的作品的理解和仰慕。实际上，近代以后在日本收藏的作品，在本展上也占了很大的比例。

另外，出展作品中也有从皇帝统治制度“之外”的佛教世界传来的《孔雀明王像》（北宋、仁和寺藏、国宝11月21日～12月3日展出）、圆悟克勤《印可状》（北宋、1124年、东京国立博物馆藏、国宝）等北宋时代的佛画、经典、墨迹。此外，还收集了黄庭坚在《五马图卷》中题的跋文等三件书法作品，可见有一种要在文人网络中凸显对李公麟评价的尝试。

有趣的是，乍一看和北宋没有关系的平安时代的“古笔切[i]”，也有相当多的作品展出。展出的作品不限于中国，以被称为日本风格的“和样”代表作《古今和歌集序》（11～12世纪，大仓集古馆藏、国宝）为首的名品鳞次栉比，其意图与其说是书（也很重要），不如说是“纸”。《卷子本古今和歌集序》是在以竹子为原料的竹纸上放置版木，加上打出吉祥花纹等中国独特的蜡笺（北宋时代），再放入云母粉打造的纹路。这样的中国制造的装饰材料纸被称为唐纸，之后在日本也使用同样的手法制作了很多和制唐纸。自2018年在台北故宫博物院举办的《宋代花笺特展》后，以花鸟、人物等文体装饰的北宋唐纸，不仅是平安时代日本的遗物，在中国也留下了不少。从中国文人使用的日本纸和贵族们使用的纸的比较中可以看到的共同点和不同点，期待着能给两国的美术史带来新的视角。

即使是个别知道的作品，通过在同一空间与多个作品进行比较来观看，得到的信息量也会呈指数函数增加。其中加入《五马图卷》，也许能看到以前无法想象的新风景。这个“景色”，或许隐藏着改变对日本美术看法的可能性。

 

本文原本刊载在『昂』5月刊，题目为《一覧改写东洋美术史的历史性展示会》，部分内容经过作者修改后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