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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接纳全球化与韩国经济的”善战

“全球经济像是一只老虎。我们现在是不得不一直骑在这只虎背上。一旦被甩下来就会被吃掉。”……1997年货币危机后，指挥韩国构造改革的高层官员们的决心是悲壮的。现在回想起来，亚洲货币危机其实就是全球金融危机的前兆。韩国在面临全球经济逆流时，敢于从正面去应接这个冲击。2001年韩国的贸易依存度为57.8%，而到了08年急剧上升至92.1%，雷曼冲击后的09年也为82.4%，只不过稍微减少了一点。

构造改革直接带来了韩国在全球金融危机后的”善战”。韩国是09年经合组织（OECD）加盟国中唯一确保了正数增长的国家，进入10年后，又及早地乘上了世界经济恢复的浪潮。上半期的增长率与前年同期相比增长7.6%，不仅出口形势大好（比同期增长了15.0%），而且内需也在设备投资及个人消费方面出现好转。10年上半期上市企业（12月份决算的法人）的经常利益大幅度增加为124.2%，促进了投资热情的恢复及雇佣不安情绪的减轻。韩国银行在7月份实施加息0.25%，虽然下半期的预测尚难以确定，但人们期待着全年会有6%左右的增长。”善战”的主要原因有1）新兴市场的成长、2）韩元汇率持续低迷、3）机动性的政策支援等，及随之大企业竞争力显著的增强。把全球化囫囵吞下的韩国大企业，向日本企业发出的信息是什么呢？

新兴市场的样板转移

新兴市场的抬头为韩国大企业的兴盛作出了巨大的贡献。2000年以前，新兴市场在全世界贸易中的份额只占三成以下，而到了09年便升至四成，超过半数只是时间的问题。韩国企业及时认识到了这一全球性构造变化，并全力以赴开拓了市场。面向新兴市场的出口，从2000年到09年增长了228.2%，在整个韩国的出口额中所占的比率也自02年逆转之后，截至09年达到了66%。向中国市场的出口占据了总体的四分之一，就连向ASEAN的出口也超过了日美市场。

打入新兴市场在刚开始的时候是被动的。韩国产业传统性地跟在日本后面追赶日本，随着赶上，便与日本产业的竞争越来越激烈。每遇到这样的情况，日本企业就又迈向新的研究开发，转向附加价值更高的产品，试图进入先进国家的高端市场以摆脱这一追击。何况，日本市场本身便是世界屈指可数的市场。韩国曾经在新兴市场陷入困境。新兴市场的政治、经济风险都很大且缺乏深度，韩国企业也曾为此叹息不止。

但是虽然这么说，在所有的经营资源自由移动的全球化时代里，却为中国及印度等大国提供了全新的发展机会。中国在接受产品、资金和技术成套的直接投资下，实现了全世界性的产业集成，印度则成了IT及工程等外包的对象，抓住了新的发展机遇。人口大国的高度成长在短期间内创出了中间层市场，以互联网和手机为背景的消费层开始登场。韩国企业本身也实现了中间层的急速抬头和飞速IT化，他们领先于日本企业，注意到了全球经济样板转移的趋势，及时发起了攻势。

在电力及道路等基础建设受到制约的新兴市场，有与其环境相适应的需求，不一定需要高端产品。构造改革后，韩国企业开始了”生产卖得出去的产品”，以此取代”制造优质的东西”的志向。这种作法，与已经充满先入企业品牌的成熟市场相比，使韩国企业在新兴市场更得心应手。

而且，在新兴市场的胜负完全取决于速度。因为在深思熟虑弄出完美的品牌之后推出时，市场本身也许已经发生了变化。在这一点上，与韩国的经营方针也十分吻合。货币危机时韩国由家族经营体制的大企业公司的企业治理政策受到了强烈的抨击，而私人经营的强有力之处是在于能够大胆而迅速地做出决断。在新兴市场，交易对象公司的大多数当地企业也是私人经营企业，高端谈判则非常重要。并且，经营者的周围有货币危机后经过彻底的能力主义和权限委让下筛选出来的优秀经营专家主持着实际业务。快速经营在新兴市场时代能够充分地发挥强势。

持续韩元汇率低水平

全球金融危机以来，韩元的汇率一直呈现低水平，也可谓是适宜的东风。货币危机后，韩元如图1所示，从2004年到07年呈强势推移。然而，金融危机中韩国持有的大量短期债务成为问题，08年9月以后韩国银行在筹措资金方面遇到困难，股价一落千丈，韩元再次大跌。进入10年依然持续着与实际实效汇率相比贬值两成左右的状况。特别是对日元的汇率，从09年起大大超过了对美元的汇率，韩元持续呈疲软状态。对日元的降幅从07年6月起截止到10年8月的一段时间内为82.3%，与广场协议调整时水平相同。

日韩的出口竞争度（HS四位水准，以1157种产品计算，越近似于1表示竞争度越大）产业整体虽为0.56程度左右，汽车、造船、钢铁、电气电子、石油化学等主要产业均在此数值以上。日元坚挺为韩国出口带来东风，如与日本和法国竞争到的阿联酋核电站等，在建设项目及成套设备方面也十分有利。

韩国原本在部件和材料方面对日本的依存度较大，韩国向全世界出口越多就会带来越多从日本的进口，这种构造并没有改变。从日本的进口大多采用日元结算，并且如有日元债务还会加重偿还负担。但是，仅限于大企业来看，债务比率较低，手头资金流动性顺畅，没有货币危机时出现过的苦境。不如说日元坚挺带来的是从日本来的直接投资增加的效果（从07年的9.9亿美元增加到09年的19.3亿美元）。半导体及液晶、环境关联产业等以生产为目的的投资增加，由于质量提高，对日出口也不断增加。从整体来看，日元坚挺韩元疲软的好处确实很大。

全球时代的韩国有限公司

韩国政府展开了机动性的经济运营，建立起可称为是新韩国有限公司的体制，这也成为韩国大企业突飞猛进的强大后盾。首先，2008年金融危机后不久，韩国政府保证的财政支出高达GDP的3.6%。同时期的支出规模仅次于俄国，超过了中国的3.1%、日本的2.4%和美国的2.0%（三星经济研究所）。有意识地把财政支出用于公共投资，以及确立环境产业方面的补助等。

韩国还积极地缔结自由贸易协定（FTA）。虽然对美国的FTA尚未得到批准，但10年赶在日本前面开始了与印度的FTA，已经达成协议的对欧盟FTA也将于11年7月开始实施。欧盟对汽车（10%）、汽车部件（4.5%）、彩电和相机等（8%）、轴承（8%）等课有较高的关税。韩国企业也正在把汽车等转为在欧盟区域内生产，由于日本与欧盟缔结FTA的前景难以预测，估计竞争激烈的部件等，有可能会转向从韩国引进。另外，韩国方面正希望把日本提供的部分产品转换为从欧盟进口。对欧盟的FTA也将对中断了的对日FTA交涉的重新开始，及所剩的对中FTA交涉的开始产生影响。

李明博总统本身曾经是大企业的经营者，对展开高端经济外交非常热心，这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韩国的新兴市场战略与日本相同，不仅有商品出口，还主要以基础建设相关的成套设备出口以及建设、资源和能源开发等为核心。青瓦台实行一元化领导下的政治性支援的同时，形成了韩国石油公社、电力公社、铁道公社等公社和公团根据政府指示，推进与民间企业协力承揽项目开拓市场的体制。

与民营化发达的先进国家不同，韩国尚存有许多公社，可以承受比民间企业更大的风险。另一方面，在公务员及公社职员中引进了成果主义，并且由于在民间大企业就职机会有限，优秀的人才集中在这里，项目推进能力很高。这样一个下决心面对全球化的”韩国有限公司”与民间企业公司被规章制度紧紧束缚住手脚，且在政局不稳、负责大臣频繁更迭的情况下、复杂而众多的特殊行政法人及外围团体要被进行”公营事业预算甄别”等政治所耍弄的日本情况相比，真是天壤之别。

不断增强竞争力的韩国大企业

快乘三股东风，韩国大企业正在跃进。《财富》杂志的500家大企业（2010年版）销售额排榜中，电气电子领域，三星电子排第32位（108.9亿美元）、在亚洲制造业中仅次于丰田汽车进入第二位，LG排第67位超过了索尼公司（第69位），直追松下电器（Panasonic66位）公司。在收益方面，日立制作所（第47位）、松下电器、索尼、东芝（第88位）、富士通（第138位）、NEC（第185位）、夏普（第264位），这些公司都加在一起也为17亿4500万美元的赤字，比三星电子一家75亿6200万美元的利润相差甚远。汽车领域，丰田（第5位）、本田（第51位）、日产（第63位），而现代汽车紧追不放（第78位），如果加上它伞下的起亚汽车，销售车辆数量已经在09年超过了本田，居第5位。10年将肯定超过福特升居第4位。

截至21世纪中期，要说韩国产品的竞争力，在消费产品方面是着眼于消费者随手可用的简单和时尚性，避开了象日本企业那种过分追求高附加价值而容易陷入的多功能化状况。但近年来韩国大企业的共同口号却是提高”质量”。三星电子接连获得欧洲映像音响机器协会（EISA）的奖赏，在北美申请专利的数目也很早就超过了日本企业。09年现代汽车的”劳恩斯（Genesis）”终于在北美市场获得年度最佳奖（Car of the year）等，质量提高的新闻报道连日不断。最终产品的质量改善意味着部件及材料的高质量，说明提高了各种要素整合的”综合能力”。虽然部件、材料仍嫌依存于从日本进口，但以收益性为标准不断扩大着国产化的比率，也增强了出口竞争力。在总出口中部件和材料所占的比重自05年以后急剧上升，10年第一季度超过了50%，与日本并肩齐行。

构造改革后的韩国大企业，收益力提高，财务基础也逐渐得到强化。如图2所示，销售额增加率虽上下浮动相当大，但09年跌落之后至10年第一季度实现了V型回升。另外，营业利润率平稳维持在6-7%水平，负债比率也在100%上下比较稳定。08年日本企业的销售额增加率降低了5.7%，营业利润率仅有1.5%，相比之下，便可以看到韩国企业即使在困难的环境下也发挥出了他们的优势。

两个死角

那么，韩国大企业没有死角吗？对此在韩国作为套话的回答是”三明治论”。韩国夹在技术力量优势的日本和成本竞争力优势的中国之间，呈”三明治”构造，有如此这般的悲观论调。如果单纯看产品生产和价格的话，也许确实如此。但中国企业虽然可以提供组装的产品或收买外国企业，却尚没有能构筑起靠自己的品牌和经营组织进行从原材料调配到生产、流通和销售的价值连锁。还有来自国际社会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对中国企业来讲，一段时间内不会像韩国那样，放弃世界第二持续高度成长的国内市场，不惜承担外汇风险，特意到竞争激烈的先进国家市场去试图构筑价值连锁，那样做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

而韩国企业的竞争地位与日本更相近，技术力量在最终产品上的赶超基本完成。只是，如果要在这里找一个死角的话，是否可以说一如既往缺乏革新力量，与企业的优良业绩一起看时，佷难寻找出方向性。成为世界最大的手机厂家三星电子也在通信技术及软件的统合性方面比较薄弱，不能够创出iPhone那样的智能电话，或也没有向着任天堂那样的方向迈步。另外，虽然”劳恩斯”的高质量得到了好评，但是，在宣传自身和文化性深度方面，未能像”雷克萨斯”最初登场时那样，给市场一个冲击。

追随先行者回避基础研究的风险，待市场性确定之后集中投资的手法，让韩国企业在全球化形势下，取得了巨大的利益。但是，越是依存于这一构造，自己公司内各种事业之间的横向特技活用效果就会越加贫乏，要跨出以改革为主导朝向成长的一步就更是难上加难。加之，韩国大企业至今依然内部意识强烈，难以期待他们像日本的商社那样取得外部的事业开发支援。这便是欠缺之处。

还有一个死角是，在强烈的全球化志向的反面，国内经济基础含有各种各样脆弱之处。虽说”善战”，但构造化的雇佣不安、家庭负债膨胀，与最近不稳定的房地产市场一起成为压迫消费的原因。这是由于效率主义、成果主义被要求彻底强化的大企业财务体制所引起的。虽然出口扩大呈直线上升，但大多数的大企业对在成本高的韩国进行设备投资非常慎重，获得的收益虽然部分向股东、经营者、职员分红，但对相关的中小企业的波及效果却很小。结果，正规雇佣迟迟不见增加，实质性早期退休增多，占年轻人80%的大学毕业生的失业率依然达到近8%，实际上处于超冰河时期。

雇用问题压迫家庭经济状况，韩国的家庭部门负债在2003年的信用卡泡沫崩溃之后，再次以超过可处分所得的速度膨胀。被卷入全球金融危机的原因也在于住宅按揭抵押额太大，招致了联想到美国次债问题。虽然不是马上会发生大量不偿债的事态，但国内消费有潜在性巨大的房地产价格跌落的风险，从构造上难以期待国内市场有所革新。

日本企业的薄弱造就了韩国企业的强大

也许还有会其他的死角。但对于日本企业来说重要的，正是日本企业的薄弱造就了韩国大企业的一系列强项这一点。全球化在各个方面把以往日本企业的强项变为弱点。相反，那些把日本产业崇拜为永不沉没的战舰的韩国大企业，在对应全球化过程中，其弱点曾几何时变成了强项。

例如，日本厂家看上去好像依然固守着技术力原理主义价值观。当然，厂家要注重技术力。但庞大的研究开发费用会压迫向市场及流通等其他的价值连锁的投资，不能及时地对市场化风险作出决定，也就不能跟上市场的变化。特别是在新兴大市场里，把适宜的商品在恰到好处的时机一齐投入是非常必要的。并不是”（技术员所自豪的那样）好产品肯定卖得出去”的市场。构造改革以后，韩国大企业财务支配力明显增强，他们重视收益，把战略转为”生产卖得出去的产品”。

并且高度的收益力又直接带来了技术力的提高。关键是获得人才。每逢苦境，日本产业界就会萌生”全日本团结加油！”的想法，而韩国大企业已不再是以”全韩国团结”的精神在奋战了。每次进行构造调整时，从日本企业流出的人才便到韩国企业去工作，成为再好不过的信息来源，使日本企业的黑匣子战略彻底崩溃成为可能。当然，人才争夺不仅发生在日本，全世界中比比皆是。在收益力和成果主义基础上，柔软的人才录用系统，以及根据需要随时可以用英语召开会议的总公司经营体制，使这一切成为可能。

此外，构造改革后，对日进口自由化，从日本广大的部件材料厂家进口廉价优质的中间材料成为可能。这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大企业集中度较高的韩国难以形成日本这样的部件材料产业，长年来这被视为是致命的弱点。如今依然把国境作为单位，将对日贸易赤字视为问题的韩国政府官员及媒体的思维依然没有跨出这一思想框框。但在竞争全球化形势下，给调配物资设国界已经毫无意义。对于国内市场的依存度较高的日本大企业，在通货紧缩中越是压迫部件材料产业，日本的中小企业就越会向海外谋求市场。结果被吸引到邻接市场。已经放弃了挥汗流血去开创培育与日本相同的部件材料产业的韩国大企业，就可以最大限度地活用日本的部件材料产业。

对日本企业的暗示

长年，把日本企业作为目标的韩国大企业的成功给予我们众多的启示。首先应该重新看待技术力原理主义，积极展开全球性的价值连锁。在难以封守技术的时代，”制造东西”本身的附加价值有限，必须造就物流、金融、广告、其他顾客服务等各种各样价值连锁链并波及到商品上，否则与后发企业的竞争十分艰巨。韩国大企业重视设计、市场、销售的战略，正击中了日本企业技术力原理主义的弱点要害。

第二点是技术力与收益力的平衡。韩国大企业的强项，最初是在技术选择和集中性投资的决断上；而现在则已经开始循环，利用以此得到的收益力通过获得人才，再强化技术力量。在缺乏收益力，研究开发预算受到制约的情况下，还到处乱播预算，成果必定有限，长时间拖下去，整体的基础便会下沉。当然也有认为一旦停止开发，技术体系就会崩溃的相反主张。但是，在全球化时代里，人的移动和联手，使得技术的移动变得简单。矜持于自己的技术，结果让企业整体的收益受到压迫，真是鸡飞蛋打得不偿失。

第三点是日本也需要所谓新日本有限公司那样的新的官民协调体制。虽然一方面自由贸易协定（FTA）成为世界性主流，但同时，在全球金融危机后各国政府介入民间产业的倾向越来越强。完善本国企业公正竞争的条件，是政府的重要作用。紧密的官民合作必不可少。日本的出口依存度比韩国低，对这种体制的完善比较迟缓，但是也未能描绘出通过构造改革促进内需成长的战略。

结果，日本与韩国最大的不同是在全球化中如何决定自身特性的不同。以货币危机为原点，韩国把自己明确定位为没有资源的开放的小经济。正是决定了这一特性，才形成了整体框架，产生了企业战略，展现了目标的优先顺序和战术上的组合。而日本企业则被”世界第二经济大国”那过去的繁荣残影阻碍视野，不能够正视全球化的现实，因此就不可能看准特性，在阵脚紊乱的暂时避难措施下，日本企业难以避免疲惫不堪的状态。

确实韩国大企业的成果是在庞大的社会性成本上成立的。OECD顶级的贫富差距、离婚率和青少年的自杀率、最低级别的出生率等。但守着过去残影不放的日本的社会指标不也一样，或许贫富差距及失业率比韩国更糟。全体国民学习英语努力的结果，使大企业承担起了获取订单的主力作用的韩国，和宽松教育培养出学力降低，对海外毫无关心的一代的日本。到底哪一个是在朝前看？日本企业在超越了企业可能范围的情况下，还能够负重战斗多久？韩国大企业向我们提出的问题是十分重要的。

（译自《中央公论》2010年11月号）[2010年11月] 关于编委博客对本论文的评介，请点击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