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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元圈的财政危机由金融危机带来信用紧缩，并且已经发展到危及实体经济的地步了。幸亏欧洲中央银行（ECB）以及国际货币基金（IMF）采取了紧急支援，多多少少争取了一些时间。然而，如果不彻底改革作为危机根源的经济、财政体制的话，是无法真正解决这一问题的。这次欧元圈的危机对日本来说，绝非是可以隔岸观火的事。之所以这么说，因为将日本国家与地方政府的债务两者加起来，达到了国内总生产值（GDP）的200％左右，比起作为欧元圈财政危机震源的希腊来得更加庞大。并且，加之日本人口老龄化在世界上也是以最快速度发展的，今后社会保障相关费用也会愈来愈膨胀。如果不迅速推行彻底的财政健全化政策的话，发达国家最糟糕的财政状况很可能发展到国债暴跌、经济混乱的地步。财政问题也可以说是日本经济问题的定时炸弹。

虽然日本国内就这一问题的讨论可谓是非常之激烈，但是却缺乏一种寻求其解决对策、进行制度改革的危机意识。不仅仅是普通民众想避开伴随疼痛的改革，政治家也不想直面危机性的现实。作为民主党的野田政权终于提出了包含消费税增税在内的”社会保障与税制一体化改革”方案。然而，作为最大在野党的自由民主党却坚持主张，在通过财政改革之前，首先要解散国会。在作为执政党的民主党内部，也有很多反对增加消费税的国会议员。在国会上的讨论，与其是一场讨论财政问题本身的政策争论，还不如说是各党之间为了能在下一次大选中获胜的策略争论。也就是说，议论变成了政治讨价还价。完全没有解决问题的危机意识。

在《文艺春秋》杂志（2012年3月刊）刊载的小松公司的坂根正弘会长与7-11连锁便利店的铃木敏文会长的文章中，也都对这种政策的政治性游戏表示了担忧。作为如果消费税率上扬将直接受到影响的零售业代表，铃木会长原则上并不反对消费税率上扬这一问题本身。铃木会长与坂根会长一样，对财政现状持有危机感。然而，两位也都对消费税的增税顺序进行了批评，并对政治家的”胆识”提出质疑。

日本的财政问题已经渐渐成为了国际社会的担心对象。IMF于2011年春天开始频繁地敦促日本进行财政健全化的努力。并对日本消费税率的”阶段性上扬”进行了具体性的建议。IMF指出，如果没有税收财政改革，日本国债以国内的储蓄根本无法进行资金筹措，且必将直接暴露于来自市场的压力之下。同年，IMF主办的以日本消费税问题为主题的研讨会在东京举行。

此外，作为发达国家俱乐部的经济合作开发机构（OECD）于2011年4月的对日审查报告中指出了如下情况： “长期性、众多财政刺激政策、以及人口老龄化等相关的年支出压力将政府支出推上去的结果是，自1993年以来连续18年的财政赤字。结果，总的公共性债务余额急速地增加到GDP的200％这一未知的领域，即便是实质性的公共债务，也达到了GDP费用约115％的程度，在OECD中也是最高的。这种债务的影响，在目前大约１％极低的长期利息来尚不明显。然而，东日本大震灾的灾害以及灾后重建的财政支出也将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加之年收支的调拨、短期性增加措施，确立中期性的财政健全化政策依然是当务之急”。

就是在这种国际性的担忧背景下，日本政府于2011年11月在嘠纳峰会上提出了”为经济成长与解决雇佣问题而制定的行动计划”，进行了以下承诺：”日本为了达成多伦多承诺，将制定截止2010年代中期，阶段性地完成消费税上扬10％（从现行的5％开始上调）等方针，使社会保障及税制一体改革方案具体化，并且承诺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在2011年度提交其所需要的法律草案”。

野田政权在这一国际性承诺背景下，于2012年2月在内阁会议上决定并通过了《社会保障及税制一体改革大纲》，其中提出了将现在的5％的消费税率至2014年4月前上扬至8％，至2015年10月前上扬至10％。沿着这条思路，政府正在设法完成消费税阶段性地上扬的法律程序，然而，在执政党的民主党内部，也有众多反对增税的议员，目前党内围绕消费税上扬问题意见并不统一。

作为在野党的自民党，以夺回政权为目标，称自己为”有责任的在野党”，忽视在选举的时候承诺过要制定包含将消费税上扬至10％在内的财政健全化政策，一而再地提出如果要增税，应该首先解散国会，举行大选来确定国民的意愿，似乎已经背离了为健全财政而提出富有建设性政策策略的宗旨。

根本的问题是日本的财政状况比欧元圈财政危机震源的希腊更为糟糕。日本的政治家似乎忘记了这一局面，甚至可以说对这一点缺乏危机意识。

之所以缺乏危机意识，因为其背景是日本的财政危机由于特殊的日本要因，并不是以肉眼看得到的形式呈现在表面上的。这一点，对日本来说是一种幸运，但同时也是一种不幸。

幸运的是这种危机并没有表面化。不幸的是其结果将并不会带给大家危机意识，伴随疼痛的改革虽然是必要的，但总是将其一拖再拖，最终使得将来的危机更加严重化。

现在，在国会审议中，从2012年度（2012年4月–2013年3月）的预算草案就能明显看出目前严峻的财政状况。连续三年岁收的一半都不能由税金来提供，而用来弥补岁收不足的贷款――国债发行额超过了税收额。在岁收中，依赖国债的比重达到了49％，该预算案成了日本史上最糟糕的依赖贷款的预算。

2012年度末，也就是2013年3月末的年度国债余额高达707兆日元。从1990年开始，在20余年中国债竟然膨胀了540兆日元。其主要原因为年支出增加了240兆日元，税收减少了190兆日元。预计国家和地方政府的长期债务余额总计，将在2012年年末达到940兆日元。

2012年度新型国债发行额为44兆日元，如果在此基础上加上已经到期的既存国债借款调换份额（借换债）的话，该年度总计将达到150兆日元。尽管如此，目前的状态是，国债默默地通过市场得以消化。由于大地震灾害，且不管财政状况更为恶化这一点，长期国债的利息以1％的程度保持着安定的状态。这种市场的结果性安定以及支撑这种安定的经济以及市场的结构性要因，是日本的幸运，同时也是不幸。

首先，国债中的约92、93％是在日本国内消化的，海外投资家的拥有比率美国是48％左右，德国为54％左右，英国为28％等，跟海外各国相比，日本的海外投资家的国债拥有比率明显呈较低趋势。之所以会是这样，是因为国内的储蓄非常充分。

日本国内的报道经常说，日本的个人金融资产高达1,400兆日元左右。即使国家与地方的长期债务余额长期面临接近1,000兆日元的状态，人们也常常认为”仍可以通过国内储蓄来加以吸收”。

此外，针对日本的所得，税金的负担率与各国相比也是较低的，增税的余地较大也常常受到指摘。也就是说，国内储蓄仍然很丰富，通过增税来增加年收入的余地也是很大的，因此可以对市场维持安心感，发行的巨额国债也将能完美地得到消化。

的确，就目前来看，国债确实是在被顺畅地消化。然而，问题是国内消化的结构本身的问题。金融机关虽然大量地接受存款以及保险金，然而，由于没有充分地运用之地，正在将剩余资金转用于购入被认为安全资产的国债。银行之所以购入只有1％程度受益率的国债，是因为日银的零利率政策使得存款利息几乎为零，对银行来说成本几乎为零的资金大量存在。

本来，银行原则上是起到将接受的存款转用于融资这样一种中介功能的。然而，毋宁说是贷出款正在减少。观察一下2010年年末时节点的国债拥有者，就会发现银行的比率为45％，纯粹损害保险为20％，家庭为5.5％等。这是一种以金融机构占有大半国债为主的结构。

这也是以银行为中心的金融机构消极发掘优良企业，消极地对优良的风险 企业进行融资的结果。日银在2010年，以发掘可能实现成长的新领域、实现经济整体活力化为目标创设了特别的融资组织。然而，日银的融资对象为民间金融机关，民间金融机关自身如果不积极开拓融资对象的话是不会有效果的。

令人担心的是，伴随老龄化问题的进一步深化，取出过去的蓄积用于消费的情况也在增加，全体的家庭储蓄总有一天也是要减少的。被称作”团块世代”（婴儿潮的一代）的一代人目前已经退休了，他们的储蓄正在处于不断减少的过程中。因此，因为国内储蓄充分就可以顺畅地消化国债这种构图将面临崩溃。此外，银行如果不积极投资成长领域、支援搞活经济而持续购买国债的话，日本经济的低成长将会持续下去，且必将带来无法增加税收的结果。

现在，即便广受议论的消费税上扬5个百分点，也只是挽回财政整体健全对策中的一个里程碑。通过5％幅度的上扬，重新产生13兆日元程度的税收。虽然是这样计算的，但这其中，国家收入的也只有9兆日元的程度，剩余的都将成为地方税收。另一方面，年支出仅就社会保障供给这一项就以每年递增1兆日元的速度膨胀。消费税率如果得到提升的话，在国家购买物资、接受服务之际，消费税部分也会增加，这么一来年支出就会扩大。再者，因为国债余额的持续增加，以利息付款为中心的国债费用也会增大。

因此，通过消费税率上扬5％而谋取的财政平衡效果也会遭到压缩，并在短期内消失。尽管政府努力将这次消费税的增税部分，全额转用于社会保障方面（退休金、医疗、护理、育儿），但是压缩不断膨胀的社会保障费用所需要的制度改革是必不可缺的。此外，切实可行的成长战略也是不可欠缺的。目前只停留在纸上谈兵的讨论压根就没有意义。

经济界的坂根、铃木两位之所以质疑政治家的”胆识”，是出于对作为其试金石的削减国会议员定数、削减公务员数量以及降低工资等，在政治家缺乏综合性、长期性思维资质，局限于敷衍了事的讨论以及权宜之计中不了了之的焦虑。两位对”政治家将财政健全看作简单的数字整合，仅仅只是以加减法的思维来进行讨论”也表述了不满。这种综合性的政策选择、制度改革正是目前日本所迫切需要的。消费税问题，并不可能单单通过上扬5％就可以解决的，毋宁说这只不过是一场严格的长期性、综合性制度改革的出发点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