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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安倍晋三内阁推行的旨在摆脱通货紧缩和实现经济复苏的一系列政策，即安倍经济学成功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这是因为人们担忧，如果这个被形容为“异次元”的以超级金融缓和政策为重点的安倍经济学失败了，不但有可能使日本经济陷入危机状态，而且还有可能动摇世界整体经济的增长和稳定。当前，安倍经济学通过抬高股市和抑制日币过度升值，让人们充满期待，企业的设备投资也有所增加，企业家精神再次活跃起来。

但是，如何克服短期的景气循环并确保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则取决于安倍政权是否能够痛下决心进行必要的结构性改革，以实现经济复苏。针对经济可持续增长的结构性改革被称为“成长战略”，如果其无法彻底实施，不但经济将持续低迷，而且总额已超过GDP（国内生产总值）200%的政府债务也将解决无望，从而导致国债失去信用、长期利率狂升等财政危机表面化。

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2013年8月的世界风险评价报告中，在表明了对日本“大胆经济改革”抱有很大期待的同时，也警告其失败将会成为世界经济的最大风险之一。该报告还提出了一个设想。当日本的国债利率上升为2%时（截至2013年10月22日，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为0.6%），日本政府将被迫削减财政支出和大幅增税，经济将陷入严重低迷状态，世界经济的增长率极有可能下跌2%。

第二届安倍内阁于2012年12月26日正式成立。第一届安倍内阁则诞生于2006年9月，但因安倍首相自身的健康问题，未满一年便宣布内阁解散。二度上台的安倍首相坦言，自己曾经失败过，但从中学习到很多了，现在再次回来，也要让停滞不前的日本经济复苏过来，并当场宣布了安倍经济学的一系列政策。安倍经济学的三大主轴，即①大胆的金融缓和政策、②机动的财政政策和③刺激民间投资的成长战略，又被称为三支利箭。

这一政策方向在2012年末的总选举（众议院选举）前开始浮出水面。选举中自由民主党获得了压倒性胜利，确保了480个总议席中的294个席位，从被视为反商业的民主党手中夺回了政权。于是，人们的期待，特别是市场的期待也立马高涨起来。

至于金融政策，2013年1月，安倍政权和日本银行以政府·日银《共同声明》的形式联手推出足以留名于金融政策史的一系列政策。在该共同声明中，日银正式公布了应对通货紧缩的年2%消费者物件上升目标，并宣称将尽早实现该目标。

同年3月，对安倍经济学给于积极评价的黑田东彦就任日银总裁，出台质化·量化金融缓和（QQE），除了零利率政策，还决定大幅增加通货供给。从总选举开始便持续上涨的股票行情更进一步看涨。股市的期待开始膨胀，甚至一度还出现了一股安倍经济学是否会成为“资产泡沫经济”的声音。

的确，在安倍经济学的影响下，股市走势大变，国民士气高涨，企业也恢复了元气。美国的Pew Research Center在2013年7月的报告中分析道，日本国民的情绪上扬，安倍人气高涨。1991年泡沫经济崩溃后，日本经历了长达20年的经济停滞，名义GDP比历史最高值减少了约10%。日本完全从世界地政学上的焦点雷达网上消失了，但安倍经济学突然受到了全世界的瞩目。20年来一直对日本经济持悲观评论的英国《经济学家》期刊，也在2013年5月将超人飞天造型的安倍首相刊登为封面人物。

为发布日本经济的审查报告于2013年4月末访日的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秘书长安赫尔·古里亚（José Ángel Gurría）盛赞了安倍经济学。他说道：“再次到访的日本蔓延着一股鼓舞人心的乐观活力，这股乐观氛围源自于安倍首相的三支利箭，并且日银把在2年内将通货膨胀率维持在2%并最终解决通货紧缩作为重中之重的政策也是正确的。”

言论一向犀利的诺贝尔奖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Paul R. Krugman）也积极评价了安倍经济学。克鲁格曼说道：“无论安倍首相的动机是什么，他打破了落后的固有观念，如果他成功了，那么已成为停滞的经济学”开创者的日本也许会发生惊天动地的变化。而其结果也许会为我们指明出路。届时，包括伯南克（Bernanke，美国联邦储备局主席）和我在内的这些一直攻击日本经济运行的欧美经济学者都必须向日本天皇陛下道歉。事实上我们的经济运行状况反而更加糟糕。“

IMF在2013年10月的《世界经济预测》中预测， 2013年、2014年日本的实质经济增长率分别为2.0%和1.2%。这两个增长率相较于新兴经济偏低，但是在包括数据分别为-0.4%和-1.0%的欧盟圈在内的先进经济体中还是相当高的。而美国2013年经济增长率预计将在1.6%徘徊。由此可以看出安倍经济学已初见成效。

但是，问题是日本经济的长期动向。金融缓和与扩张性财政刺激带来的经济效果只是暂时的。仅凭这两点还无法确保经济的可持续增长。为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增长，结构性改革势在必行，而金融、财政方面的经济刺激政策只是结构性政策在取得成效之前的过渡性政策。

“三支利箭”中的第三支利箭-结构性改革带动的成长战略还尚未付诸实际。因此，尽管IMF与OECD都对安倍经济学给于了基本肯定并表达了期待，但同时也敦促日本全力并尽早射出还尚在弦上的第三支利箭。

IMF在2013年8月发表的对日经济审查报告（Staff Report For The 2013 Article IV Consultation）中指出，日本的政策当局已经开始推行充满野心的安倍经济学以提高经济增长率和摆脱通货紧缩。由三支利箭组成的安倍经济学正在扭转持续20多年的经济停滞和通货紧缩的局面，给不断膨胀的政府债务削减创造了一个独一无二的机会。并强调，虽然经济的短期预测显示好转，但作为第三支利箭结构性改革·成长战略必须与另外两支利箭同时实施，缺一不可。在这点上安倍经济学更是存在风险。IMF还对结构性改革政策发出了以下警告。日本还需要推行综合性改革，如废除农业·服务领域的规制、消除劳动市场中的两极分化（差距）、改革促进投资的税制改革、提高女性的劳动参与、确保解决银行持有过多国债以确保金融部门的稳定、进行财政改革等。如果过分依赖金融缓和政策而不实施综合性改革，那么将给日本经济和世界经济带来不良影响。

因此，成长战略的具体内容将成为问题所在，而解决问题的关键则在于农业、城市发展、医疗·养老等领域的规制改革。

所谓“规制改革”，就是对既得利益的重新调整。无论进行什么改革，都势必遭遇反对。因此，改革中需要强大的政治领导魄力。这一点对于安倍内阁来说，机遇与风险并存。存在机遇，是因为以安倍首相为党首的自民党在国会的两院中确保了稳定的多数席位，如果安倍内阁坚决实施改革，必要的立法可得以实现。在2012年12月的众议员选举中大胜的自民党，在2013年7月的参议院选举中也大幅增加了本党的席位，加上与其联合执政的公明党议席总共获得135个席位，这便确保了242个总议席的过半数席位。这样，就消除了多个政党在两院中对立的国会扭曲状态了。一直以来，由于扭曲国会，法案都很难通过，结果导致“不了了之的政治”一直持续到了现在。

安倍政权更有利的地方在于，未来3年内日本没有国政选举。仅凭此点，安倍政权便很有可能长期存在。在安倍政权之前，除了2001年4月开始的持续近5年半的小泉政权，其他无论哪个政权均在1年左右就解散了，短命政权与扭曲国会相互交织产生了政治空白。每个政权都表明要推行“结构性改革”，却在实行改革前政权更迭了，迫于现实实际施行的政策便成了短期性政策，时至今日必要的结构性改革仍无法真正实施。这也是造成日本经济长期停滞的原因之一。

安倍首相在海外也被部分人视为右派，认定他是一个民族主义者。就连将安倍首相化身为超人的英国《经济学家》期刊等也认为，安倍政权的经济政策存在的风险就是，他的狭隘民族主义将招致日本外交孤立。不过，安倍首相当前的优先课题：1是经济、2是经济、3是经济、然后4是长期政权。安倍首相似乎确信经济复苏才是确保外交力的王道。

经济复苏并不仅仅是眼前的景气回暖。更需要确保可持续增长，扭转泡沫经济破灭后的20多年间潜在增长率持续下降的趋势，并提高潜在增长率。

经济学家罗伯特·阿兰·弗莱德曼(Robert Alan Feldman)将泡沫经济破灭后的日本经济政策和经济动向评论为CRIC循环。也就是说，发生危机（Crisis）时，立刻采取临时补救措施（Respons）；经济状况稍微得到改善（Improve）时，马上自我满足(Complacency），不是让伴随阵痛的改革流产就是将其抛之脑后。结果，经济结构毫无变化，当遭遇到下一次危机（Crisis）时，就重复同样的应急措施。因此，在无法阻止潜在增长率下降的情况下，作为权宜之计的财政刺激政策最终导致政府债务不断膨胀。

现实是，1990年代以后的10多年间采取的经济措施多附加“紧急”或“综合性”等形容词，而实际上也只是不痛不痒的金融缓和与国家大规模财政支出的刺激财政的不断重复。

日本经济正面临着几个结构性课题。具体是①后发经济在追赶发达国家进程完成后，切换到“后追赶时代”增长模式、②构建应对世界速度最快的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制度、经济·产业结构、③应对世界经济的全球化、④重新构建福岛核事故后的包括电力系统改革的能源战略等。除此之外，当然还有应对泡沫经济崩溃后的不良债权处理等泡沫后遗症。这些课题如今已基本都得到解决。

追赶时期，日本从欧美发达国家引进了重要技术，目标产业也已经在发达国家得到了验证，因此，在低风险情况下实现了产业化。引进技术的改良比技术开发更关键，人才方面不渴求个性和天才能力，反而选择一大批均衡发展、平均值高的人才，教育也追求平均化、统一性。

可是，追赶进程完成后，为了更高发展，日本就必须独自进行技术开发，开拓新技术和产业的最前线。届时，需要的制度、人才、企业经营的应有方式将和追赶时期大为不同。

日本大概在1980年前后便完成了追赶进程。但是，在那之后，追赶时代的各种制度、惯用做法等都被保留下来，这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1980年代后期的泡沫经济。泡沫经济破灭后，不良债权和过剩设备的处理长期困扰着日本。直至今日追赶时代的制度、惯用做法仍未改变，这俨然已成为新成长的障碍。

另外，日本在应对世界经济全球化方面也落后于人。无独有偶，全球化正是在日本泡沫经济破灭的1991年，也就是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后突然加速。

而众多国家为追求更高的成长机会，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加入了全球制度改革的大竞争中。由于直接投资引进大混战，直接投资的国境门槛逐渐降低，全球直接投资呈爆炸式增长。这便导致了大分工，扩大了世界贸易，大幅增强了各国经济相互依赖性，最终形成了全球化经济。

在1990年代之后的全球化世界中，日本经济长期处于停滞状态。阪神淡路大地震、异教集团制造的沙林事件、持续38年的自民党一党专政体制（1955年体制）的解体以及之后的多个短命联合政权的上台等日本独有的众多大事件交替发生，日本开始固步自封，远离了全球化经济的大浪潮。而在此其间，人口老龄化不断加速。

国民感受到了经济和社会闭塞，陷入了过度悲观主义中。企业家精神也变得极易衰弱。通货紧缩开始于1998年，并持续了13年之久。背后的原因之一便在于，企业变得畏缩不前，维持过分依赖人工费削减的经营方式，导致社会陷入了家庭收入减少、消费停滞、企业收益下降、更大幅度的人工费削减的恶性循环中。

而安倍经济学的第三支利箭-结构性改革中的成长战略的最重要之处正是在于，克服日本经济的暂时景气扩大，切断这种畏缩不前的恶性循环。不管是IMF还是OECD，甚至全球投资家的目光都集中在安倍经济学的第三支利箭的具体内容及其实行力度上。

安倍首相将2013年10月15日召开的临时国会定位为“成长战略执行国会”。此次国会召开的最开始，安倍首相在施政方针演说中铿锵有力地说道：“在长时间的通货紧缩中，日本畏缩了。现在我们要从这个束缚中解放日本，重建充满起业·创业精神的国家。年轻人要更加活跃，女性也要更加积极地创造社会。这才是我的成长战略。如今，我们将拉开日本的“新成长”历史序幕。“

至于详细的成长战略，政府将迅速在2013年底完成。其基本观点在政府于2013年6月发布的报告书《日本再次崛起战略：JAPAN is BACK》中已经明确表明了。报告书中，“创新”和“新陈代谢”这两个词语出现的次数分别在30次和10次以上。由此可见，日本决心摆脱CRIC循环、重视结构性改革。

这里以“国家战略特区”为突破口，列举了加速加速、鼓励起业、促进基于IT（情报技术）的创新、最大限度地利用“女性力量”、强化技术力量、降低法人税和促进规制改革带动的投资等众多课题。

问题在于提高潜在增长率、实现经济活跃化的结构性改革是否可以得到真正实施。日本加入已开始与相关国家进行交涉的TPP（环太平洋经济合作协定）也是一个重要课题，这将成为本次改革的石芯试纸。

日本在持续了20多年的封闭状态中，“贸易立国·日本”的自画像、自我形象最终与实际情况相背离了。

日本2011年的贸易依赖度（进出口总额占GDP的比例）为29.58%，在180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175位。世界整体经济的贸易依赖度在全球化、相互依赖化中逐渐上升至52.7%。其中，德国为76%，韩国为97%。而日本出口总值占GDP的比例也仅为14%，大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26%，在185个国家中排名148位。由此无法看出贸易立国·日本的形象。

而在对外贸易中,日本在FTA（自由贸易协定）或是EPA（经济合作协定）的覆盖率也仅为19%，大大低于美国的38%和韩国的35%。

到目前为止，日本一直大力提倡将经济从外需依赖型转变为内需依赖型，实际上却变成了过度依赖内需的经济体制。其内需在逐渐减少，人口减少的因素也有。今后，日本也还将面临来自人口的压力。日本需要通过结构性改革扩大内需，但14%的出口依赖度实际上也是内需的事实减小和分母GDP下降的结果。内需只能到这个程度了，日本在世界整体贸易中所占的份额在20年间从与德国相当相当减少到了德国的一半。

促进与日本贸易扩大息息相关的FTA、EPA时的阻力似乎来自反对贸易自由化甚至是反对任何自由化的农业部门。

改革的课题还很多。安倍内阁的指导能力势必将遭遇各种考验。扭曲国会时期，来自其他党的反对是个问题，而现在已确保了国会多数稳定席位，抵抗势力不是参政党。但在自民党成为多数派后，为了维护从前的既得利益，内部的改革反对势力反倒成了问题。究竟能否克服这个问题并将必要的改革实施到位，这取决于安倍首相自身的领导魄力，而左右领导魄力的是安倍自身与国民对安倍政权的支持率。目前，安倍内阁获得了60%~70%的高支持率。这也暗示着一定程度的结构性改革是可以期待的。

安倍经济学催生了日本久违的经济复苏机遇。但是，当它一旦失败，对债务超过GDP200%的日本政府财政以及政府自身的内外信赖都将失去，日本无疑也会陷入重大危机。因此，在此意义上，安倍经济学或许是日本经济复苏的最初也是最后的机会。

［为日本外交政策论坛特别撰稿。］

小岛 明

政策研究大学院大学理事兼客座教授

日本经济研究中心参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