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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七期 ,经济  2021年8月26日

后疫情的世界:新冠疫情冲击下的世界和日本——加速的结构变化和被放大的不确定性

(政策研究大学院大学理事兼客座教授)

 

小岛明教授

在中国湖北省武汉检测出新型冠状病毒的时间是2019年12月末。第二年2020年1月,日本国内确诊首例感染者,此后感染以急剧的势头波及到世界各国,成为了严重的疫情大爆发。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称世界经济为“大封城”的情况下,各国间、行业间、各种阶层之间产生了各种各样的“差别”,陷入了1930年代大恐慌以来的大萧条。2020年世界经济的增长率下降到了负3.3%。各领域的差距扩大,有人看到经济、社会呈K字型发展,即上升、扩大的领域和下降、降低的领域的两极化在同时展开。新冠疫情危机并不是暂时性的东西,而是开始大幅度地改变经济、社会的结构。

IMF预测2021年4月世界经济前瞻(WEO),预计2021年将增长6.0%,2022年将增长4.4%。这与上一次2020年10月的预测相比,分别向上修改了0.8%和0.2%,预计可以阻止进一步恶化。但是,这个正增长是基于(1)在以美国为首的主要国家前所未有规模的加大财政扩政策和金融宽松政策的支持下(2)有效的疫苗接种顺利实施等要素为前提,IMF本身对疫苗接种效果表示期待但也警告说,在经济活动正常化之前,过渡性的支持政策是否有效性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另外,(1)的加大财政政策使已经膨胀到警戒水平的各国政府债务进一步膨胀,也增加了不确定性。

现在的疫情大流行心可以说是席卷全世界的“战争”。在感染扩大的过程中,很多国家、城市被封锁,人、物的移动受到限制,因此经济活动显著缩小。尽管如此,截止到2021年4月末,全世界的感染者已达到1亿4650万人,死亡人数已达到310万人。

日本的应对政策是没有实施强制封锁城市,而采取的是自我约束的形式。但是,感染者人数呈波浪状增加,2020年4月、2021年1月以及2021年4月政府发表了“紧急事态宣言”。2021年4月末感染者不到57万人,死亡人数超过了1万人。日本的问题在于疫苗接种异常的慢。

根据日本经济新闻和英国金融时报的联合统计,截至2021年4月末,全世界的新冠疫苗接种已超过10亿次,接种一次以上者以色列约占6成,英国约占5成,两国的经济、社会活动正在逐步趋于正常化。

在以色列,最近的新感染者减少到80例左右。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日本,从2月17日开始接种疫苗,到4月末结束第一次接种疫苗的大约有180万人,普及率只有1%多一点。这和亚洲整体的接种率4%相比也相形见绌。

虽然目前应对新冠疫情本身是个大问题,但除此之外还有在这次新冠疫情中暴露的各种结构性问题。第一,世界对于疫情大爆发的防备很脆弱。由于其脆弱性,在感染扩大的过程中,本来必要的多国间合作体制不但没有得到强化,反而各国以本国为中心,对以需要的口罩、体温计为首的个人、医疗用产品、人口呼吸器等医疗相关物资的出口采取了限制措施。由于很多国家对中国的供给的口罩依赖程度很大,上演了一场全球性的中国口罩争夺战。借此机会,中国增强外交影响力,展开了旨在增加友好国家和合作国的“口罩外交”。

日本本国无法制造疫苗,医疗产品也依赖进口。顺便说一下,医疗产品的世界出口总额接近1兆美元,出口前10名的国家依次是德国、美国、瑞士、荷兰、比利时、爱尔兰、中国、法国、意大利和英国。

 

2021年4月16日的日美首脑会谈
照片:日本国内阁官房内阁广报室提供

 

2021年4月中旬由拜登总统和菅首相参加的日美首脑会谈通过的联合声明提到了关于新冠病毒的问题。

“新冠病毒感染症对于日美两国及世界显示出我们未能对生物学上的大惨案做好准备。为此目的,日美两国还将加强推进健康安全保障、应对未来的公共卫生危机以及构筑全球健康问题的合作”。

声明还指出,“为了结束疫情大爆发,我们将配合全球的新型冠状病毒疫苗的供给和制造需求。”但遗憾的是,日本现在还无法确保本国的疫苗需求,上述合作的余地也很有限。

暴露出来的第二个问题是,日本的数字技术利用的落后。菅义伟政府计划于2021年9月设立数字厅,以推进行政IT化、国家整体的DX(数字转型)。数字改革担当大臣平井卓也在东京都内的会议上表示,“新冠疫情让我深切地感受到了日本在利用数字方面是如何落后的”,“在人口减少、超老龄化社会中,我们使用了数字的力量需要建立能够持续成长的模型”。

在新冠疫情的影响下,在家工作、在大学等地的远程授课、远程会议、电子商务等开始增加,工作方式、生活方式、经营模式等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只是,所谓的数字化,受新冠疫情影响,突然加速,但是从新冠疫情之前就开始发展,早就带来了经济社会的范例转换。有人说,“数月内就实现了数年的数字化”。确实如此。但是,比日本先进的国家也以新冠疫情为契机,加速了数字化发展。应该说日本相对落后的状况依然没有改变。

新的日本数字厅恐怕会提出好几个KPI(关键绩效指标)。但是,如果不客观地正视日本数字化落后的现实,并且追究落后原因的话,向KPI迈进很难。实际上,迄今为止的政府,制定了让日本成为领先的数字发达国家为目标,不过,现实中日本在这个领域的国际排名在下滑。根据IMD(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世界数字竞争力指数显示,2020年的排名是27名,比2015年开始下降了4名。在亚洲也比新加坡、香港、韩国、台湾、中国、马来西亚低,止步第7名。

在日美国商工会议所于2021年2月发表的报告书《2030日本数字改革》中,以“世界进入了前所未有的改革型数字时代”为开场白,同时也指出“日本在限制改革和体制建设方面落后于其他国家。日本应该推进的是大规模改革。渐进主义无法填补竞争力的差距”。由于该报告的目的是向其他国家提出建议的报告,就日本数字化落后的原因,婉转且积极的表示“日本有改革的余地,有前进的余地”,指出了其“可能性”。但是,如果不排除被指出的原因的话,无论提出什么KPI都毫无意义。

DX这个词现在在日本已经成为流行语。但是,瑞典的情报学者E.stortman早在2004年就提倡了DX,已是近20年前的事了。在数字时代,数据、专利等无形资产在战略上也变得重要,但是日本在20世纪取得了成果,过于局限于有形资产的想法。

根据美国分析家的预测,美国IT 5家公司在GAFA(谷歌、苹果、脸书、亚马逊)载上加上微软,总共研发投资在2022年达到1641亿美元,超过2018年日本民间部门全部研发投资额。

行政数字化的迟缓也很严重,在2021年初每人支付10万日元现金时可见一斑。所以并不是说需要大政府。必要的是进行管制改革以至于不妨碍民间的创意和努力。借格伦・福克玛先生的话说,日本政府的管制好比“管制的洋葱”,剥一层又一层,出来新的一层还是管制。例如,法令有法律、政令、省令、通知、规制、内规、行政指导7个阶层。规定的类型也有许可、认可、免许、承认、指定、承诺、认定、确认、认证、备案、提交、报告、申报等20种。各自的定义不明确,由行政负责人酌情解释。很明显,这种不透明、有回旋余地很明显是数字时代阻碍数据作为驱动力发展的因素。

以“什么时候成沦为发展中国家”为题的日本经济新闻的“大机小机”专栏中,有日本是疫苗后进国、数字后进国、获得“化石奖”的环境后进国、世界120名性别后进国、人权后进国,更令人感叹的是,公共债务余额达到了年GDP(国内生产总值)的2.7倍,是财政落后国家(无垢氏)。

日本有很多独自的难以解决结构性问题。其中很多都是在新冠疫情之前就存在,迟迟没有应对。不能把日本现在的各种困难归咎于新冠疫情。但是,现实的政策被新冠疫情对策所迫,对于这样的结构性课题的对应似乎变得更加无力。

例如,潜在增长率的降低。相比发达国家的潜在增长率,“以最近5年的平均水平来看,美国为2.0%,欧元区为1.3%,而日本仅为0.6%。虽然劳动人口的减少也有影响,但是综合生产率TFP(全要素生产率)很低。成为超老龄社会所要求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也迟迟没有进展。

另外,由于新冠疫情,收入和消费下降,虽然期待着10万日元补贴的效果,但是大部分的补助都被当作储蓄。在新冠疫情之前,持续“工资通缩”(吉川洋、山口广秀),人们对未来感到不安而抑制了消费。而且,尽管工资减少了,储蓄却增加了,所谓的消费倾向从2014年的75%下降到2020年的61%,在各国,也产生了日本近年来的历史上都看不到的现象。

在新冠疫情之前就有的全球气候变暖问题被更加重视。其背后,近年来,对世界各地的超级台风、洪水、森林火灾等自然灾害升级,频发有了危机意识。在世界各地,特别是欧洲各国都发表了“地球紧急事态宣言”。在美国也出现了改变股东利益优先的动向,“利益相关者资本主义”论和“信息、数据资本主义”论放在一起讨论。甚至有意见表明“最大的利益相关者应该是地球”(地球产业文化研究所报告)。

作为气候变化对策的国际框架,由190个国家和地区批准的巴黎协定于2016年11月生效。美国在特朗普前政府的2017年退出该协定,新上任的拜登政府于2021年2月回归。美国现在正在成为环境政策的旗手。具有象征性意义是菅・拜登会谈后的联合声明。声明表示:

“我们认识到气候危机是关系到世界生存的威胁,日美两国主导世界努力与危机作斗争,发挥重要作用。2050年温室效应气体排放与实际零目标一致,到2030年为止采取切实行动。认识到这个责任,菅总理和拜登总统建立了‘日美气候伙伴关系’”。

与巴黎协定同样在2015年联合国峰会上达成全体一致同意的SDGs(可持续开发目标)与巴黎协定理念相结合,各国加快了气候变化和地球环境问题的解决方案。

SDGs提出了17个目标,将其分类为3个小组,将其比作3个重叠的婚礼蛋糕,这种想法很有意思。最下层是与地球环境有关的,是支撑其他目标的基础。

 

来源: Azote Images for Stockholm Resilience Centre, Stockholm University

 

巴黎协定和SDGs就这样牵手了。越来越多的国家认为,对此的积极挑战并不会限制增长和发展,而是可以形成新形式的增长和发展,并提出了绿色增长战略。日本也应该归还“化石奖”,虽然为时已晚,但菅义伟政府在2020年10月表明了“2050年实现温室气体零排放”的目标,并提出了在日美首脑会谈之后不久,推出截至2030年温室气体排放将比2013年减少46%的目标。

为了达成该目标,需要从政策对应、产业结构、经营模式到生活方式的大改革。数字化也是支撑这种改革不可或缺的战略。

只是,关于数字化、信息化,也需要抑制其副作用。如何保护个人隐私的问题也很重要。围绕民主主义现状的讨论也变得活跃起来。关于这一点,我们必须关注数字时代的信息素养问题。模仿疫情大流行的“信息疫情(infodemic)”引起了人们的关注。真假不明的信息泛滥、扩散是危险的。

网络的大多信息是匿名的,而且即便是个人也有超越现有巨大媒体的传播力。另外,假新闻也增加了关于新冠疫病毒的信息,导致了社会的混乱。

错误的信息分简单的错误信息mis-information,有意图的假信息dis-information,还有恶意的攻击mal-information。

在被称为后真相的时代。认为自己有共鸣的信息,有利益的信息是真实的倾向也在逐渐加强。也有网络检索网站识别用户,推出用户想要的信息,切断(过滤)不想看的信息的操作。为了确保健全的民主主义和市场经济,怎样处理这些问题,也是数字时代的信息素养是重大问题。

目前的新冠疫情迟早会平息,但是届时会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疫苗的普及。如果疫苗不能顺利普及,疫情也有长期化的风险,和病毒共舞状态还将持续。

也有看法认为只要环境继续被破坏,感染爆炸就会反复发生。有一种说法是因自然生态系统遭到破坏,病毒“被释放”导致容易发生病毒感染。

总之,这次新冠疫情顿时加速了数字化,形成了对地球环境问题的危机意识,从而给经济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变革和转变。或者说需要这些。持续了100年以上的引擎车的文明也受到了数码技术和重视环境的双重影响,遭到EV(电动汽车)的挑战。

在各方面,这次新冠疫情对以往的政策、制度、经营、生活方式、甚至国际关系都产生了重大影响。这也标志着大转型、大重启的时代到来。

[为日本外交政策论坛特别撰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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