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川洋（立正大学校长）

 

（注：本文章作于日本COVID-19第6波疫情之前）

 

虽然新冠疫情在日本已经基本稳定下来，但是新的变异型的登场和世界性的感染再蔓延等，至今状况仍扑簌迷离。

近两年来，世界经济和社会局势受疫情摆布。2020年，世界经济陷入了比2008年雷曼兄弟危机后的低迷还要严重的不景气局面。日本在2020年春第一次发布紧急事态宣言的时候，国内生产总值（GDP）下降幅度创二战后的新低。

在这种情况下，20世纪末开始成为焦点问题的贫富差距问题再度被聚焦。这是因为经济衰退对非正式劳动者和中小服务业等产生了巨大影响。政府的经济对策和补助金等成为救济贫困弱者和中小企业的支柱。

除了眼前的影响之外，新冠疫情正在给我们的经济社会带来长久性的影响。岸田政府提出了“新资本主义”。本文从历史的角度来思考感染症、资本主义、贫富差距以及政府的作用。

传染病和人类的关系可以追溯到有史以前。日本自古以来也遭受过多次瘟疫的袭击。就像在新冠疫情中有避免“三密（密闭、密接、密集）”的说法一样，感染症在人们聚集的地方发生。东京、大阪等大城市大面积蔓延。

过去数千年，对于作为经济基础的农业来说，土地是不可缺少的存在，所以人有必要在空间上分散。但是，在18世纪，工业革命之后工业主导近代资本主义经济。工业与农业相比，有人口集中的优势，所以人们集中在城市。过去200年间，发达国家经济的发展进程也是城市化的发展史。

资本主义经济自诞生以来，一直伴随着感染症风险而成长起来。当然，随着经济的发展，收入水平的上升，通过改善住房、饮食生活、医疗技术等，增进了人们的健康，但这一路程并非是单线。

比如，1900年（明治33年），夏目漱石在伦敦留学时的英国和日本的平均寿命分别45岁和43岁，大致相同。另一方面，日本的人均收入是世界最高水平的英国的四分之一左右。当时，收入比智利和墨西哥低的日本平均寿命与英国相同，理由是日本处于工业化发展中国家，很多国民在农村经营农业。在英国，高收入水平的有利条件因人口集中在公共卫生条件不健全的城市而被抵消。

在欧美发达国家，20世纪前半叶，随着经济增长和公共卫生的发达，医学的进步，平均寿命顺利升高。但是在日本，在二战前平均寿命几乎没有提高（参照图1）。明治政府当初推进了基础性的公共卫生的整备，进入20世纪后为加强军备而狂奔，懈怠整治上下水道和医疗体制。二战前几乎没有确保社会保障的财源。这也是二战前日本平均寿命停滞的原因。

 

 

战后的1947年，日本的平均寿命是男性50岁，女性54岁，在是发达国家中最短。但是现在是男性81.6岁，女性87.7岁，成为世界上屈指可数的长寿国家。战后实现的寿命延长的背景与经济成长和医疗技术发达、医疗保险等社会保障制度的整备有密切关系。

始于19世纪的资本主义的发展历史也是与“贫富差距”斗争的历史。以工业为中心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差距远大于传统农村的差距。作为无法修复的系统上的缺陷，提倡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8年写了《共产党宣言》。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欧洲发达国家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作为“差距的防波堤”而构筑的是社会保障制度。政府认为只要发挥司法、外交等最小限度作用就可以的“守夜国家”在150年前就消失了。20世纪诞生的新经济系统，即政府积极介入收入再分配的资本主义经济，被经济学家保罗·塞缪尔森称为“混合经济”。这也正是“新资本主义”的诞生。

尽管如此，差距的问题并没有解决。实际上，新冠疫情再次突出了差距的问题。不过，我们眼前所看到的差距，混杂着因新冠疫情而暂时扩大的差距和以几十年为单位产生的历史趋势混合在一起。人们的注意力被新冠疫情所吸引，但是更大的问题依然是少子老龄化等历史性的趋势。

长寿是可喜可贺的事情，但是，在老年人之间，关于收入、资产、健康状态，与现役世代相比也有很大的差距。老龄社会也是等级社会。每五位老年人中就有一个人独居。光靠自己的努解决不了问题。

岸田政府争取实现“成长和分配的良性循环”的目标。短期来看，逻辑就是想通过“分配”，即补助金唤起消费促进成长。但是由于对未来社会保障的不安，大部分的补助金没有用在消费而是储蓄。政权要求的加薪也是一样。即使实现了一年的目标加薪，只要家计没有切实感受到将来收入的也会上升，对促进消费的影响也有局限性。如果不解决长期的问题，也不会产生短期的“好循环”。

经济增长才能促进长久性收入上升。经济成长，特别是提高每个人收入的成长源泉是创新（技术革新）。凯恩斯高呼产生创新的民间企业的活力是动物精神。政府的工作不是单纯的空喊“成长战略”的口号，而是迅速地付诸实施。

抑制贫富差距实现重新分配需要社会的稳定。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没有中间阶层处于贫困潦倒还可以繁荣昌盛的国家。日本的情况是，缩小差距也是阻止人口减少的必要条件。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抑制中长期差距的产生要靠税金和社会保障。要维持养老金、医疗、护理保险等制度，当然要承担相应的负担。二战后日本的税金负担从国民收入比来看，大致处于稳定的水平，但社会保险费等“社会负担率”从零开始，上升到近年来的18.5%（参照图2）。

 

 

两者加在一起的国民负担率是44.7%。欧洲主要国家的国民负担率是英国48.6%、德国55.8%、法国68.0%。另一方面，最近的老龄化率（65岁以上人口的比率）是日本29.1%、德国22.0%、法国21.1%、英国18.8%，日本是老龄化社会的先驱。

现在的国民负担率不能维持社会保障运营。虽然用公费勉强支撑着，但税收却经常不够，这也使财政赤字逐步上升。公共债务的GDP比达到2倍。关于“负担”的社会协议如何达成一致，这是政府，也只能是政府才能完成的实现“分配”的最重要的工作。

翻译责任：日本综述。本篇报道第一次刊登在《日本经济新闻》2022年1月4日的专栏《经济教室》中，题目为《超越新冠危机：为缩小差距的“负担”问题，需要尽快达成一致》（日本经济新闻2022年1月4日）。经笔者的许可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