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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日本失去了维持了近半个世纪的”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品牌”。不过，在经济层面上的”日中换位”只是表面现象，日本在国际社会中，为和平与繁荣所应有的作用并没有根本性的改变。从世界的角度宏观地看待”日中换位”这一具有时代象征的变化，今后是否可以重新树立自己的国际地位，是摆在日本面前的真正课题。此时此刻，日本所应关注的问题是”自由开放的国际秩序”。今年9月在尖阁诸岛海域发生了日本巡逻船与中国渔船的冲突事件，在这一事件中，崛起的中国采取的强势高压的外交，充分地扮演了酿成搅乱”自由开放的国际秩序”的因素之一的脚色。目前，正在深化的全球性”地壳变动”，将会带来以中国为轴心的动乱时代，今后，日本对中国的外交举措应站在东亚甚或全世界的角度来考量。

中国与日本的差异

2010年9月发生了尖阁诸岛海域的日本巡逻船与中国渔船的冲突事件。围绕这一事件，彻底捍卫国家主权和保卫领土领海的中国领导方面的国家利益认知及中国国民强烈的国家意识，让人很是诧异。对中国来说似乎”捍卫主权和领土完整有着至高无上的意义” 。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把国家主权和领土问题边缘化的日本一般国民的价值意识。即使是在围绕尖阁诸岛问题上日中摩擦处于白热化之际，几乎也未在日本国内看到有关尖阁诸岛领土所有权的强烈舆论声势。多数反中的日本人的心态也只不过是不能够接受中国政府把经济或观光作为政治目的的手段，采取高压性不合适宜的作法；不能够接受中国国民对领土过于感情用事的国家主义意识。实际上，一般的日本国民对表现出盛怒的中国都有很朴素的疑问：”何以为了此事狂怒到这般地步”？！这种与中国的隔阂可以说是源于日本人对领土和国家主权问题不甚关心的先进意识吧。

不过，日本不断高涨的”反中情绪”也会让国际社会不断把日本也看成”民族主义”的国家。在这里应该强调的是，日本看到的所谓”日中关系”很可能成为一个陷阱。中国外交的陈腐手法一旦实施，就会给日本社会残存的”保守性”提供温床，形成恶性循环。日本的一部分保守势力虽注入了些许活力，但根本不能成为日本外交主轴的”保守冲动”会让一个与实体毫不相干的”保守化日本”的形象不断扩大。事实上，近年来围绕着靖国神社问题而使日中关系陷入恶性循环的时候，日本与中国的民族主义变得”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使得国际社会对日中摩擦越来越袖手旁观。

正是这种倾向，对需要灵活使用战略周旋于日中差异之间的日本外交造成了很大的障碍。国际社会认为日本是和中国一样的，是对主权与领土同样执著的国家主义国家，于是，日本与中国截然不同的自然涌现的国际主义特征和彰显其优势的外交便不能赢得国际上的声援。

冲突事件的根本教训

这次的冲突事件发生后，日本政府基于国内的法律逮捕了中国的船长。但9月24日那霸地方检察院作出了释放中国船长的决定。该决定在日本国内引起了很大反响，”菅政权屈服了中国的压力”的批判之声沸沸扬扬。这也说明了司法与行政不能维持其独立性的问题，是日本人自食其果。

虽然这次地方检察院的判断不是完全没有政治的意味，但基本上是遵循了三权分立的民主主义大原则。当然，从另一方面，围绕着事件的处理，作为一个纯粹的日本国内问题，还有检验总理官邸和监察机构关系的必要。不过，从日中关系和日本外交所存在的问题角度来看，在事件的处理过程中，中国明显地对日本的司法实施了政治压力。从中也可以看到，日中对三权分立的诠释本来就存在着常识性的巨大差异。

面对中国的强权外交，日本如果表现出毅然决然的强势，其实也是对日本发挥其优势的外交手段的一个障碍。日本即使是对中国采取对抗的意识，进而登上中国外交的核心—-权利政治的舞台，也不可能有什么相应的战略体系，何以见得呢？因为，日本早就退出权利政治的游戏了。

为了不跌进日中关系潜在的陷阱中，日本不应该对中国的落后于时代的强权理论做出过度的反应，也不要将日中关系单纯作为两国关系来看待，应该在国际社会上堂堂正正彰显与中国截然不同的日本外交的特性和优势。

“自由开放的国际秩序”与中国

作为日本全球外交的课题，针对中国问题的挑战，应该指出的是，要站在更高的层面看问题，重视对于因中国的崛起而越来越不透明的”自由开放的国际秩序”进行重新构建。在此，日本的目的是：重建一个经济上自由开放的贸易、通货体制；政治上促进在自由和民主主义原则下的国际关系；安全保障方面要防范动摇”自由开放的国际秩序”的种种威胁。

中国的崛起为何引起全世界的注目？其原因不言而喻，中国一定会不惜代价干预未来全球的经济、政治、安全保障的展开，或者说，将”自由开放的国际秩序”的舵把，握在手中。中国在这次的”冲突事件”中施加的外交压力让日本再次深切认识到，在多数习惯了”自由开放的国际秩序”的国家（包括日本）来看，崛起的中国在国家利益的判断、国际秩序上的独断专行，大有与”秩序”的精神不符之处。一言以蔽之，最近中国的外交政策包括军事战略，都隐约可以看到对以美国为中心的国际制度的挑战。

有些事让人想起来啼笑皆非，70年代初，美中关系戏剧性地和解后，中国不是在”自由开放的国际秩序”中受益匪浅么！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以及现在的崛起不正是”自由开放的国际秩序”的产物么！ 目前，奥巴马政权重视国际协调性的外交政策及”雷曼事件”后的经济混乱局面，使得美国 “全球的领袖”地位有所动摇。但同时，今后的世界，想必以往以美国为中心的体制不可能被以中国为中心的体制取代。目前的种种现象只说明，在未来的国际秩序轮廓尚未明晰之际，充满自我主张的膨胀意识、与自由世界性质不同的中国的凸现，让我们对由于过渡期的不透明所必然招致的混乱时代的到来产生更加强烈的预感。

新时代的战略与展望

战后的日本孕育了以亚洲为中心的发展潮流，为各国提供了经济发展带来的政治安定的基础，从综合性安全保障以及人类安全保障着眼，对增进各国国民的安全和福利作出了贡献。但日本埋头于战后的复兴和经济成长时形成的以一国为中心的经济政策倾向，遭到了国际上的谴责。于是在70年代后，日本的外交政策开始向国际主义方向转型，对中国改革开放的支援也是其中重要的一部分。并且，在此期间，吸取了战争的教训，在传统的”安全保障领域”，采取了绝不问津的政策。

今后日本的外交基本上应该是在战后成功作法的延长线上做文章。简而言之，是要在崛起的中国制造的挑战中保护和再建包括日本在内的世界和平与繁荣的基石—-“自由开放的国际秩序” 。

话说回来，对中国嚣张的权利政治游戏不能没有招数。对日本来说，当然要在防卫、安全保障政策上做到万无一失。同时也要认识到，日本一国的所作所为在本质上是有一定限度的。所以，日美同盟是日本的防卫、安全保障政策不可欠缺的要素。除此以外，与韩国、澳大利亚、东南亚诸国等志同道合国家展开安全保障合作，以及与联合国为首的国际社会展开多边国的经纬外交运作也非常重要。

同时，在防卫·安全保障政策上做到万无一失，是国家战略必要且最小限度的”装备”；在防卫·安全保障政策上的积极态度并不与自由的国际主义愿景相矛盾和对立。甚或可以说，坚固的防卫和安全保障政策才是推进自由国际主义外交的坚实基盘，也是对中政策的基础。在崛起的中国向世界发出挑战的今天，倾向于把这两个问题看成是对立面的日本的政治、言论的惰性，会成为思索新时代战略和愿景的障碍，是我们必须深深警醒的地方。

(此文为《越洋聚焦-日本论坛》的日文特稿中译文) [2010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