泽田晃宏（新闻工作者）

 

泽田先生出版了《舍弃东京 新冠移居的现实》（中公新书La Clef）。其本人也是在新冠疫情扩大后从东京移居到兵库县淡路岛生活的新冠移居者之一。精心采访和总结了新冠移居者的实际情况以及乡下生活的现实。让我们来一睹离开东京的新冠移居者们的真实面貌吧。

在富士五湖冲浪

出了离自己家最近的东京市内地铁站，却看不到月亮。

IT风险企业Thinkings（东京中央区）的宣传负责人石桥美奈子（化名33岁）住在东京都中央区的出租公寓。房间布局是1室（26平米），房租为106000日元。

受2020年4月紧急事态宣言的影响，工作单位处于远程办公状态，石桥开始在静冈县三岛市的男友家生活。从三岛站徒步15分钟的租借房，包括停车场费在内房租是65000日元。房间布局为2室1厨，面积为55平米。

当她时隔约2个月回到东京的家时，看到自己的放着床、桌子和沙发的房间时，顿时心情阴郁起来。

“厨房也很小，也没有放置远程工办公家具的地方。觉得不能在这里继续生活下去了”。

以新冠疫情为契机突然开始了和男友的同居生活。从男友家可以看到富士山。在周围散步的时候，他说“今天是满月”，仰头看了夜空。已有很久没有在意过月亮是什么形状了。

石桥说。

“我喜欢购物，以前经常去银座等地逛街，但是现在没有了消费欲望。取而代之的是，和他一起在富士五湖上冲浪，去西伊豆野营，和自然接触的时间增加了，内心也变得丰富多了。我暂时不想居住在东京了。”

2020年7月，石桥把东京市内公寓的房租合同解约了，移居到三岛市。

在新冠疫情扩大的状况下，移居到“人口密度低”的潮流在高涨。移居热潮的根源在于新冠疫情引发的工作方式的变化。到现在为止，移居到地方最大的障碍是工作，但是由于远程办公的普及，可以一边在东京圈工作可以移居到乡下生活。

2002年开始支援都城市居民移居的NPO法人“故乡回归支援中心”（东京都千代田区）。以下称“支援中心”）每年都公开希望移居地的排行榜。在2020年的调查中，静冈县首次居于榜首。

理事长高桥公说。

“由于在家工作时间的增加，不需要每天去公司，即使离东京稍微远一点也可以，所以想住在可以远程办公的宽敞的房子里，这样的需求越来越大。东京交通便利，以东京为中心的100-150公里范围内的地方城市有很高的人气”。

 

 

神奈川县小田原市宣传广听课·都市销售股的高桥良辅说：“和疫情前相比咨询数增加了2倍以上”，“坐新干线约30分钟，原有线路也只需1个小时就能到东京，我们宣传的是到东京很方便，这与由新冠疫情工作方式的变化相呼应。小田原有海也有山，自然环境丰富，不过，车站周边商业设施集中。我觉得城市人似乎很喜欢这种恰到好处的乡下感”。

大型IT企业Biglobe的职员平泽庄次郎（36岁）就是20年8月移居小田原市的一人。移居前，他说“真太讨厌坐满员电车了”，住在离公司步行10分钟的房租为78000日元的出租公寓（19平米）。受新冠疫情的影响，2020年4月以后每月只需去一次公司。

育儿一代远离东京

平泽的工作主要是提供技术性建议和报价等，属于销售助理。不需要在销售前线，所以远程办公不会给工作带来影响。住在狭小的出租公寓工作的时候，他感到“在公司附近也没有意义。还是移居吧”。

平泽说，“决定移居地最重要的一点是找“有新干线的车站”。

“每个月必须去一次公司，我希望在需要去公司的时候立马就能去东京”。

移居小田原市，房子的面积增加了一倍，房租下降了15000日元。平泽满足地说工作环境好了好几个层次。

在新冠疫情之下，从东京迁出的潮流无法停止。在紧急事态宣言下的2020年5月，自可比较的2013年7月以来首次实现“出多入少”，6月转为“入多出少”，但从7月到2021年2月持续“出多入少”。

但是，从不同年龄段来看，20多岁的人在新冠疫情之后也不断涌入东京，离开东京的是30-50多岁有儿童的家庭和60多岁的老年人家庭。退休后的移居并不是在新冠疫情爆发后开始的，而育儿家庭是推动离开东京热潮的生力军。其背景是对东京育儿环境的不满。

在东京的一家风险企业工作的山本佑司（36岁）在2020年8月带着妻子未央（32岁）和儿子（2岁），从东京都荒川区移居到群马县桐生市。从居住地到就近的东武铁道的赤城站开车约20分钟。从那里乘坐加特快费的列车约1小时40分钟，可到达工作地北千住站（东京都足立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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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桐生市运行的东武电车（左）到达东京的北千住。 照片：tarousite/PIXTA

 

紧急事态宣言后，夫妇俩都在家工作，儿子的保育园也临时休园了。夫妇在家工作的时候，孩子整天在楼上用平板电脑看视频。但是，不能让孩子在家里随心所欲地玩耍。而且，每次听到楼上孩子的脚步声，都会担心儿子的行动是否有危险。

“我们到底想把孩子教育成什么样子呢？”

夫妇俩一直都在讨论这个话题。最后得出结论，让儿子在自然中接触到真正的生命，茁壮成长。

新冠移居者的动向

原本，妻子未央主要在在家工作，加上佑司的工作单位在疫情后解除了办公室的租赁合约，转向了以远程办公。虽然意识到了去东京的交通，但对移居没有任何疑问。搬家当天，搬完装满4吨卡车的行李的时候，天色已经变暗。想出门透口气，出了家门，儿子抬头仰望天空说道。

“有很大的星星啊。”

对于在东京出生成长的儿子来说，虽然看过月亮，但星星也只在绘本里才见过。接着儿子唱起了“一闪一闪亮晶晶，满天都是小星星”。佑司回顾说。

 

“夫妻俩差点哭了。搬到能看到星星的环境，我觉得仅仅如此，让我们感到移居就很成功”。

和东京生活完全不同，现在的家360度，都是被稻田包围着。能感受到四季的变化，看到儿子精神饱满地在外面跑来跑去的样子，感到很满足。

周末外出也变得轻松了。

“在东京的话，会把孩子放在婴儿车上，在电车里也会注意周围的情况，只是坐车移动就感到很累。乡下都是开车，孩子在车内叫也好，闹也好，都不用在意。购物也可以开车将货物拉到家门口”。

能一边在东京圈工作一边移居乡下生活的“新冠移居者”，前提条件是出入东京方便，和以往的“回归故乡或者去完全陌生的地方”移居者的想法不同。

实际上，在前面提到的支援中心的“希望移居地排行榜”中，长野县连续10年排在前3，在移居者中最受欢迎的是长野县，但是在新冠疫情之后人气并没有提高。

在长野县北部的饭山市，得到市政府移民支援的移居者，2019年达到了120人。2018年也有109人移居，是长野县最具人气的自治体之一。

除了以往的移民支援外，还给准备了带有家具、家电的“工作休假”的试验性住宅等，试图在新冠疫情下普及远程办公，但是事实上反应却不尽人意。饭山市移住定住推进课的负责人这样说。

“受新冠疫情的影响，移居者受到限制，即使有兴趣也有很多人犹豫要不要从感染人数多的东京前来参观。移居是生活方式的转变，和在网上买衣服、玩游戏完全不同”。

新冠移居并不是全国性的动向。正如之前看到的那样，他们主要是一边在东京圈有工作，坐电车或开车1至1个半小时以内就可以到达的“远程办公移居者”。

“想要得不得了”

根据人寿保险巨头公司·日本生命保险从全国5563家公司得到回答的问卷调查（日生景气状况调查），总部在关东地区的企业中，有42%的人回答“正在实施远程办公”，而近畿只有29%。全国平均为25%，最低为东北的9%，地区间差异很大。

支援中心的大阪办事处“大阪故乡生活信息中心”（大阪市中央区）所长山口胜己说表示“几乎看不到因远程办公而增加的移居者”。

“在大阪，大多数情况下都是以失业为契机考虑移居。不能把新冠疫情和移居简单地联系在一起，有必要重新审视以新冠为契机开始考虑移居的人的内心深处。也应该慎重考虑移居的结论是否可行”。

不过，在远程办公普及的东京圈附近的自治体（地方行政部分），在拼命地招揽移居者。人口在8万人以下的北关东某自治体职员说了这样的真心话。

“在东京圈一边工作一边移居的新冠移居者总的来说收入高，可以带来税收增加。因为他们的生活和消费，地方的经济也得到了滋润。人口增加的话，相应的地方赋税收也会增加。即使多少提供些服务，成本也能马上回收”。

自治体通过地方税收和国家拨款，也就是用这些相当于自治体工资来提供维持行政服务和地域居民健康的、文化生活所需的运营费用。

在地方税中，占比最大的是居民税。居民税在1月1日节点由居民票（相当于户口）所在自治体征税，即使工作地在东京，纳税地点也是居住的自治体。居民税是为了不出现都道府县的差距而规定的标准税率，但是在东京圈一边工作一边移居的远程办公移居者的收入很高，对自治体来说是“想要得不得了”的存在（前面提到的自治体职员）。

税收增加的话，居民服务也会提高，也可以采取自治体独自的措施。熟悉地方财政的立命馆大学的森裕之教授（财政学・都市经济学）这样解说。

“人口减少的话，除税收外，地方税收也会减少。地方税收的计算标准约7成与人口有关。地方税增加的话，地方税收就不会减少。地方税的75%被当做自治体的收入来使用，剩下的25%是‘保留财源’”。

虽然退休年龄层移居的情况会让福利和医疗费用会增加，但是对有工作的一代人的移居就没有这样的担心。可以期待他们创业、产生雇佣等协同效应。

群马县水上町的优势

与东京圈相邻的群马县自2020年8月起推出“远程办公县”，积极开展在线脱口秀、咨询会和当地居民的交流会。上不了保育园的所谓“待机儿童”不多，中学生以下的医疗费率先在于全国实施免费。大力宣传被大自然围绕的育儿环境和去往东京交通的方便性，目标瞄准在以东京圈的育儿世代的移居者上。

县内还有生活环境良好的人口20万人以上的核心地方城市高崎市和前桥市等，也很受新冠移居者的欢迎。

在新冠疫情之后有的人烟稀少的小镇增加了移居者。位于群马县最北端的人口约18000人的水上町就是其一。被日本百大名山谷川岳、武尊山、至佛山包围，是日本三大河流（信浓川、利根川、石狩川）之一的利根川的源头，被誉为“关东的水瓶”，是一个有水上温泉乡等18个温泉地的风光明媚的小镇。人口以1955年的35696人为峰值持续减少，老龄化率大大超过了全国平均水平，达到36.5%（2015年）。2020年4月以后的一年里，从东京圈来了13组34名移居者。如果考虑到2019年一年的移居者是4组9人的话，可以说是急剧增加。

 

 

水上町除了自然环境丰富外，还有另一个优势。有上越新干线的上毛高原站，到东京站最短需要66分钟。水上町在19年4月作为移民政策之一创设了“水上町新干线通勤费补助金”。以在东京圈工作、不改变工作而移居的人为对象，每月最多可获得3万日元的补助，最长可享受3年。对成为娱乐设施的幼儿园和古民居进行改建成可以进行远程办公的据点。

在新冠疫情中，远程办公正在普及中，2020年10月，修改了新干线通勤费补助金的内容。此前以取得月票的移居者为对象，修改后普通乘车券也作为补助对象。受远程办公的普及，麒麟控股集团和全日本空运（ANA）、本田等大型企业相继废除了上下班月票制度，正在切换为报销实际使用的交通费，使之具有了灵活性。

水上町还为移居者提供了空房子翻修所需费用的补助，以及最多100万日元的对企业的支援。

休息日还工作的地方行政负责人

不过，并非这些金钱补助就吸引了移居者。在大型外资IT企业工作的清水裕介（34岁）带着妻子和两个孩子，于2020年12月移居水上町。清水于同年10月参加水上町主办的在线咨询会。结束后水上町的负责人跟他说“继续用Facebook聊天机交换信息吧”，我们交换了联系方式。接受了“请来玩一次”的邀请，咨询会的第二天拜访了水上町。因为是星期六，所以地方政府休息，但是负责人来上毛高原站接我了。一起吃了荞麦面之后，全天做我们的向导。

清水这样回顾。

“我感到接受优秀的营销员的营销竟然如此舒服。事先我说想看不动产，带我们看了几所房产的内部。也介绍了已经移居的人，感到心里非常有底”。

欢迎人口移居不仅是苦于人口减少的地方自治体，国家也欢迎从东京圈向地方的人口流动。回顾2014年，当时的安倍政权以摆脱通货紧缩、经济再生为目的，在大方针“经济财政运营和改革的基本方针”中明确记载“力争50年后保持1亿人左右的稳定人口结构”新设了人口减少对策和地方再生司令塔的“城镇、人口、工作创生本部”。其中最为优先的课题就是解决“东京一极集中”。

但是，东京圈人口的“入多出少”现象并没有停止，从2019年开始，对来自东京23区的移居者，准备了最大100万日元的“移民支援金”和最大200万日元的“创业支援金”，但是到2020年末为止，迁居支援金的利用人数在38个道府县只有247件463人（1家庭为1件）。从2021年开始，移居支援金为对象新囊括了“远程办公移居者”，在促进积极利用该制度。

任期三年，能做什么

 

另一方面，也有在新冠疫情中有备受关注的国家的移民支援政策。这是为了确保因人口减少和老龄化显著的地方的人才，让人才从城市流向地方，在2009年创建的“地域振兴协力队”。队员数到2019年为止达到5503人，国家的计划是到2024年为止增加到8000人。

队员的报酬和经费由国家作为特别支付税支付。到2021年为止，队员每人的经费，相当于队员工资的报酬费上限为270万日元，其他经费为200万日元。车辆费和住房费大多是从其他经费中支付，这是足够生活的报酬。

北临日本海，东接京都府，人口约8万人的兵库县丰冈市，从2014年开始采用地域振兴协力队制度。2020年度招募30人，有132人应募。丰冈市环境经济课促进定居的大岸由佳这样说道：

“应聘者大幅增加，明显受到了新冠疫情的影响。希望在城市里有过各种各样经验的有趣的人，能把城市搞活”。

加藤奈紬（25岁）于2020年8月作为“丰冈戏剧节的企划、运营业务”的协力队移居丰冈市。4月，丰冈市开设了以戏剧为必修科目的艺术文化观光专门职大学（平田织佐校长），旨在通过戏剧来建设城市。加藤从关西的艺术大学毕业后，作为签约职员在东京都内的舞台装潢的制作公司工作，但是受新冠疫情影响公演相继叫停。在看不到希望的情况下，没有更新雇佣合同辞职时，发现了地方振兴协力队的招募消息。

加藤回顾道：“以前就对营造会场很感兴趣，当天就开始写了应征材料”。

但是，地域振兴协力队的任期规定最长3年。据说她一边存钱，每天思考为了定居自己能做些什么。

转型到非面对面销售

国土交通省从20年8月到9月，对总部设在东京都内的上市公司进行了关于远程办公的利用状况的调查（有效回答数389家）。讨论总公司部门迁移、缩小的企业有26%，但迁移地的候选地（复数回答）中“东京23区”占73%，地方仅占4%。但是，调查的对象是大型上市企业，正如之前所看到的那样，IT风险企业等工作方式有了很大的变化。新冠移居者们确信，即使疫苗接种扩大了，也不会回到新冠疫情前。

受新冠疫情影响远程办公正在逐渐普及，接触视频会议服务“Zoom”的人应该不想在少数。但是，在内部销售（利用电话、邮件、视频会议系统进行商谈）引进率低的日本，到目前为止销售形式还是以扫楼，或者打电话是为了预约见面为主。

但是，由于疫情感染扩大，销售现场也在发生变化。

2015年设立的bellFace（东京都涉谷区）开展了专注销售的在线销售系统“bellFace”。有主方和客房均可自由操作同步发表功能、可以显示对话内容的备忘录功能等，具有专门针对销售的辅助功能。截止到2020年1月引进的企业数量为1654家，12月超过了3000家。

bellFace公司的职员清水贵裕（36岁）于2020年12月移居北海道上川郡东川町。现在，作为该公司的事业企划室长，致力于其他公司的服务和bellFace的服务相结合的商品开发等工作。

以前曾作为风险企业的COO不间断地工作的清水这样回顾。

“每天从早上工作到深夜，只看到孩子睡觉的样子。为了增加和家人的时间而挑战了远程办公，但是当时是做和咨询相关的工作，重要的谈判对方高层也会出席，所以以面对面方式为主。只能放弃”。

清水在寻找这样的“新生活方式”，在乡下生活的同时，能和在东京圈一样努力工作，最后决定移居北海道的中央，一大部分地区为日本最大的自然公园“大雪山国立公园”区域的东川町。在决定移居之前，他在离旭川机场10分钟左右车程的地方买了土地。这样只要花三个小时就可以到达东京。

决定移居最大的契机是2019年4月转职到bellFace。在这里，所从事的正是清水也在思考的为实现“新生活方式”而进行技术开发和普及事业，感到了移居的可行性。进入公司后，虽然一直过着从东京都内的家里通勤到公司的生活，但公司远程办公的人占全体的40-50%。新冠疫情开始严重。紧急事态宣言发布后，全部转向远程办公。清水作为该公司的管理人员，在管理部下之际，他发现“即使是全部转到远程办公也不会影响工作效率，反而会让工作更加专注。在身旁的话，只是口头上发出指示就结束了，但是在远程办公可以转换成文字，提高了准确性”。

完全远程也可以。

在确信这一点后，2020年5月末，清水开始在购买的东川町的土地上建了一座2楼的房子。就这样等着房子建成，2020年12月移居。

“我认为这样的时代会到来。在东京从早到晚工作的时代，看起来大家都在忍耐着。忍耐着满员电车、工作时间、工资…。今后是公司迎合工人的时代。如果不是那样的话，企业也就找不到人”。

清水说完，加强了语气补充道。

“我想树立新生活方式的榜样”。

 

幸福的“新常态”

笔者自己也是在新冠疫情后的2020年6月从东京移居到兵库县淡路岛的一人。淡路岛离神户的老家很近，很早以前就有想采访农林水产业和地方行政的想法，以新冠疫情为契机决定移居。和本文介绍的新冠移居者一样，工作地点以东京的出版社为中心，但如果有远程办公环境的话，工作上就不会有障碍。

移居后的8月，人才服务大公司Pasona集团宣布将总部的主要部门转移到淡路岛，笔者收到了来自多家媒体关于移居淡路岛的原稿撰写委托。2020年9月在新闻媒体“BUSINEESS INSIDER”上发表文章后，在发布当天的雅虎新闻访问排行榜上名列前茅，其反响令人吃惊。既然有那么多人对移居到地方有兴趣，我就开始对新冠移民进行采访，整理成书。

在采访中印象最深的是，从几个人那里听到了“想建社区”这样的话。

我的理解是这是想脱离现在的日本社会这个“框框”的想法。新冠移居者主要是20-30岁的劳动人口。他们在泡沫经济崩溃后进入社会，失去的10年变成了失去的20年，经历了东日本大地震。在那之后，第二次安倍内阁诞生，推出安倍经济学重建日本经济，但老百姓却没有亲身感受到其中的恩惠。

在经济发展的名义下，国家和企业都以无限的成长为目标，究竟那里有幸福吗？虽然探索后资本主义的呼声不断，但我觉得新冠移居者们正在寻找着这个答案。

移居热是否会以一时性的热潮而结束？包括作为第一只企鹅——为了捕鱼而从群里一只跳到海里的有勇气的企鹅的笔者在内的新冠移居者们都期待着它能带来幸福的“新常态”。

 

 

［译自《中央公论》2021年6月刊，本文经中央公论新社同意翻译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