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峰隆夫（大正大学教授）

 

日本众议院大选结束，让我们探讨一下今后日本经济政策应该指引的方向。岸田政府的经济政策只是停留在“新资本主义”、“令和版收入倍增”、“没有分配就没有增长”、“新自由主义的政策转换”等口号上。根据今后的具体措施，具有或许引导经济向好方向或坏方向发展的可能性。

在今后的经济政策中，首先，需要从选举模式转到实践模式上来。在自民党总裁选举、众议院选举等选期间，一味强调政策的卖点，而实际所需成本却暧昧不清。因为在众议院选举中，各党都只顾着宣传政策，没有明确提示财源来自哪里。

国民对此是否认同呢？在众议院选举中，立宪民主党和共产党未能增加议席。有人指出野党联合作战并没有奏效，难道主要原因不是因为国民没有接受其政策的内容吗？多数在野党提出了削减或者废除消费税、所得税减税、支付补贴，简直就是过于露骨地把钱塞往国民的腰包里塞。国民的眼睛也很亮，认为“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也就和在野党保持了距离。

基于上述到来自国民很正常的反应，今后在政策上要进入实践模式。在补正预算和来年预算的编制中，需要认真研究财政支出的内容，以争取明智的财政支出为目标，明确财源，认真向国民说明财源和财政健全化之间的平衡关系。

其次，不要忘记在新冠疫情中得到的教训。在与史无前例的疫情的斗争中，难免会在经济政策上出现错误，但是不应该重复这种错误。下面列举两代表性的错误例子。

一个就是2020年春天给全体国民一律发放10万日元的补贴。这个时候究竟家庭收入发生了什么？根据内阁府的《国民经济计算》显示，到2020年4月至6月期间，家庭储蓄额激增，显示占可支配收入中储蓄比例的“家计储蓄率”达到21.9%，是史无前例的高水准（参照图）。雇佣者的报酬（工资）虽然减少了，但是家庭消费减少、储蓄增加的时候，又增加了10万日元的补贴。从宏观角度来看，10万日元的补贴完全进入了储蓄罐。

 

 

之后，10万日元补贴的效果消失后，储蓄仍然持续在高水准。在2021年4～6月期间，家计储蓄率也处于7.8%的高水准（新冠疫情前的家计储蓄率为1～2%）。从家庭经济整体来看，在持续着余钱状态的情况下，即使再发放补贴也无助于扩大消费。今后，在具体实施某项补贴之际，有必要仔细考虑其目的和效果。

还有一个就是“Go To Travel活动”。在有感染风险的情况下面对面服务型消费（旅行和外出就餐）相当于“外部不经济”。按照课本的标准答案来说，对引起外部不经济的主体征税，或者对非外部不经济的主体给予补贴是恰当的对应方式。然而，Go To Travel活动却向引起外部不经济的主体发放了补贴。在今后的Go To Travel活动重新开始时，有必要充分看清是否与应对感染风险的措施相吻合。

第三，要注意政策运营是否有经济学逻辑和数据支撑。下面以在众议院选举中各党都提出的分配、贫富差距问题为例来思考一下。关于此以问题有很清楚的认识，也被很多人议论过。我仅从宏观的观点指摘二三。

从经济社会整体的宏观数据来看，浮现出如下事实。首先指出“安倍经济学下的差距扩大了”的观点是错误的。表示差距的代表性指标——基尼系数（所得再分配后）从11年的0.3791下降到17年的0.3721，差距在缩小（厚生劳动省“所得再分配调查”）。

还有，“近年来中等阶层变得薄弱了”这样的指摘也缺乏根据。92.8%的国民认为自己的生活是中等水平的（19年、中下、中中、中上的合计）。最近5年平均（13～19年）认为是“中中”的人占57.1%，比起前5年平均（55.7%）反而更高（内阁府《关于国民生活的舆论调查》）。

从国际上看，日本也不是经济差距特别大的国家，基尼系数在发达国家中几乎位于中等。另一方面，有很多数据显示日本整体名义收入和工资没有增加。最近10年间（2011年～20年）名义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增长平均为0.7%，同样雇佣者报酬的增长只不过是1.2%。在发达国家中经济增长进度相当低。

基于这种情况，笔者怀疑大多数人将收入的低迷误认为是由于贫富差距扩大造成的。如果是这样，调整经济增长环境，持续提高整体收入水平（所谓成长战略）才是消除差距意识的特效药。

此外，也要审视一下关于经济增长和分配关系的逻辑。经济增长后才产生分配的原材料，所以“没有增长就没有分配”的想法是正确的。

相反，从高收入者向低收入者进行收入再分配的话，因为低收入者的消费倾向比较高，所以可以具有促进消费需求的一面也是事实。但是，是否因此就能实现看得见的经济增长则是另外一个问题。从常识来看，只要没有相当不现实的规模的收入转移，就很难用这个机制来促进经济增长。所谓的“没有分配就没有增长”就有点怪。

原本产生新的附加价值，可以促进经济增长，使整体收入增加，不仅限于分配问题，几乎对所有的经济课题都具有推动作用。如果经济增长的话，社会保障制度的可持续性就会提高，雇佣也会稳定，财政也会变得轻松。收入多了，国民会感到幸福。所以我觉得“没有增长就什么都没有”是正确的。

但是，通过政策的力量来提高基础性的成长力，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虽然很多内阁都致力于成长战略，但基础性的成长率却一直处于与其他发达国家相形见绌的状态。如果单纯增加财政支出或缓和金融管制的话，亦无法实现增长。

经济增长基本上是通过民间企业和人才来实现的，所以政府能做的只有整备提高民间活力的环境。因此，促进产业和企业的新陈代谢，改变工作方式，提高生产效率的“管制改革”不可或缺。

这也许与岸田文雄首相所说的“新自由主义政策的转换”的口号相矛盾。因此，如果管制改革的进程推迟的话，如本文开头所述岸田口号中的“新自由主义政策的转换“的具体化将会引导经济向坏方向发展最初的事例。

翻译责任：日本综述。本篇报道首次刊登在《日本经济新闻》2021年11月10的专栏《经济教室》中，题为《众院选举后的课题（中）：为提高民间活力整备环境》（日本经济新闻2021年11月10日）。经笔者的许可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