镇目雅人（早稻田大学教授）

 

 

将防卫费提升到国内生产总值（GDP）2%的比率是否妥当？财源应该用增税来填补，还是应该用国债来维系？问绕讨论防卫费问题，日本的近现代史的很多事例值得借鉴。

幕府末期被迫打开国门后，日本的领导人看到亚洲邻国相继沦为欧美殖民地的情况下，为实现国力来源的经济发展（富国）和充实维持独立的国防（强兵）这两个目标，面临着如何分配有限的人力和物力资源的问题。

出现征韩论之际（1873年），明治政府采取在当下比起对外发动战争更重视民力充实的方针，推动殖产兴业政策。作为近代国家的基础建设完毕后开始了对外战争，但日俄战争（1904∼2005年）的战争费用却达到了当时GDP的6成。其中大部分财源通过发行包括海外市场在内的国债来筹措，以与英美协调为背景，进入国际金融市场使战争得以完成。但是战后背负着巨额的对外债务，偿还本息的负担制约了经济增长。

从经济实力上看，日本在海外扩张版图，面临着维持帝国（强兵）和经济发展（富国）的矛盾。此时拯救日本的归属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一外在因素。受益于在军事上没有遇到大规模的冲突，日本扩大了在亚太地区的权益，在经济上以欧洲的交战国及其殖民地和面向美国的出口为杠杆，快速的实现了经济增长和跻身成为债权国。

在被称为凡尔赛华盛顿体制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秩序中，在亚太地区，基于华盛顿会议（1921～22年）结果，构筑了包括日美英法中在内的国际安全保障体制，并实施裁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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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洋经济新报》（1895年创刊，现在的《周刊东洋经济》）的石桥湛山（1884-1973年），对面临华盛顿会议的日本代表团，提倡放弃海外权益，减轻国防负担，让国内的人力、物力资源集中于经济发展，争取实现和平的通商国家，即所谓的“小日本主义”。但是，当时的政府并没有采纳。不过，在凡尔赛华盛顿体制下，国防费的膨胀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抑制，得以推进城市的基建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泡沫经济的善后处理，即坏账处理。

“满洲事变”（九一八事变）（1931年）后的日本成了破坏国际秩序的角色。事实上，否定了巴黎非战公约（1928年）的通过武力改变现状的国际协议，以反故的形式进攻中国大陆，致使国防费及急剧飙升。

1931年末第5次重任财政大臣的高桥是清（1854-1936年）凭借被称为“高桥财政”的宏观经济政策的成功，在世界经济危机下领先于其他国家实现了经济复苏。但与此同时，在与要求增加国防费的陆海军的预算谈判中，面临着如何在充实国防和经济发展之间分配有限的国内资源的课题。对他表示反对的陆军青年军官发动“二·二六事件”（1936年），暗杀了高桥是清。

在二·二六事件的前一年与高桥进行了对话的石桥湛山，引用了高桥的谈话，如下所述。“军舰缺乏自造物品的能力。如是，国民只制造没有再生产能力的物品，现在的物资积蓄就会殆尽，同时国民的生产据点也会消失。这里蕴含着国家不能无限支出军费的理由”（《东洋经济新报》1935年6月15日）。实际上，从中日战争爆发（1937年）到战争结束的日本，都是沿着石桥所担忧的道路前进。

石桥的指摘包含着与今天相通的重要论点。从高桥财政期到太平洋战争（1941-45年），日本基本上通过在国内发行国债来筹措增加的国防费。但是，无论资金筹措手段是增税还是发行国债，只要增加国防费，就会消耗国内的资源，所以无论如何都会产生国民负担。

为了暂时避免抑制消费和设备投资等民间需求，还有从海外市场筹措资金的道路，但在这种情况下会产生将来偿还本息的负担。徒增不产生生产力的军费支出会抑制长期增长源泉的投资，因此从经济增长的观点来看是负面的。

图为日本国防费GDP比例的长期推移。战前（1885～1936年）的国防费平均为GDP的5%左右。从日中战争到太平洋战争上升到2位数，1944年GDP接近8成。

战争结束后的日本，不得不从物资积蓄殆尽，丧失生产据点的状态下重新出发。石桥发表了题为《更生日本的出发——前途实在不可限量》的社论，他说：“虽然失去了原有领土的某一部分，军备产业等也不得不受到限制，”但是，“对于谋求发展的国民来说，这有有多大的障碍呢？”（东洋经济新报 1945年8月5日）。

实际上，战后的日本，国防费从战前的GDP的5%控制在1%，通过将人力、物力资源集中在作为经济增长源泉的民生部门，实现了高速增长。20世纪70年代，人均GDP几乎赶上欧美各国的水平，成为发达国家的一员。在汲取战前、战争时期的教训之上，以国际协调为宗旨的和平通商国家为目标的战后日本，可以说实践了石桥的“小日本主义”。

 

 

20世纪90年代以来，亚洲的地缘政治状况发生了很大变化（见表）。从1990年至2021年国防费用的变化来看，美国的优势不可动摇，但在美国以金额为基础计算军费增长2.5倍，在此期间中国以美元换算却高达约30倍。虽然统计数据需要从时间幅度来看，但尽管如此中国取代苏联跃居第二。增长7倍的印度排在第三。韩国为5倍，仅次于日本排在第十位。

 

 

不过，美国、中国、印度、韩国的GDP比都在下降，经济增长与国防费负担的减轻有关。与此相对，日本虽然金额上增加了1.9倍，增幅很小，但以GDP比计算从0.9%上升到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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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最近围绕防卫费的讨论，从日本近现代史中能得到什么教训呢？

第一，经济力量是国防的基础，而不是相反。在地球环境问题、少子化导致的人口减少加上应对地缘政治变化的新课题的情况下，财政运营中，不能缺少如何分配有限的人力、物力资源的视点。

第二，国防费始终是成本，无论财源是增税还是发行国债，都会产生国民负担。通过发行国债来增加防卫费反而可能制约经济增长。

第三，日本吸取以往以军事大国化为目标，导致地缘政治不稳定的战前、战争时期的失败教训，在战后作为和平通商国家取得成功的经验，对以中国为首的新兴国家来说是值得学习的地方。日本需要与邻国共享自己的历史，努力缓和亚太地区的紧张局势。

翻译责任：日本综述。本篇报道第一次刊登在《日本経済新闻》2023年2月7日的专栏《経済教室》中，题目为《财政政策和增发国债的走向：经济实力才是国防基础》（日本経済新闻2023年2月7日）。经笔者许可翻译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