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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三期 ,外交  2020年6月6日

传染病对策“看森林”的思考 ―― 什么把日本和欧美区分开了?

押谷 仁

东北大学教授

政府新型冠状病毒传染病对策专家会议委员

 

采访:《外交》主编

 

――新型冠状病毒传染病(COVID-19、病毒名为SARS-CoV-2)在全球范围内不断扩大,世界各国都在进行抑制感染和治疗的斗争。

 

押谷仁博士

押谷仁博士 中国政府最早报告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时间是去年年末,但看来在2019年11月下旬左右,已经在湖北省的武汉周边地区流行。

  到现在为止在日本的流行大致分为两波。首先,是以从武汉等中国的入境人员为起点的第一波。从1月到2月初在国内发现的从中国入境的感染者有11人。当然,实际情况可能会更多,但即便如此,我认为实数在几十到一百人左右。这些人通过旅行等入境后,首先传播感染范围扩大,之后通过健身房、室内场馆等人群聚集的场所,在北海道、东京、爱知、大阪等全国范围内爆发了这种流行病。3月中旬我们设法将这第一波的感染人数控制在较低水平,这时,第二波到来了。

  第二波以从欧洲、美国、东南亚或埃及等非常广泛的国家的入境者为起点而流行的。从这些国家入境的感染者中确认了300人左右的感染者,所以入境的感染者的实际人数估计在1000~2000人左右。日本的疫情从2月上旬开始,到3月下旬政府阶段性地限制入境为止,感染者几乎可以自由地在国内移动,并成为大规模的流行。这段时间处理的耽搁值得反思。

  但是在5月上旬的阶段,我们已经设法使第二波的感染扩大趋向平息发展。至少该流行的高峰已经过去,今后还会再次流行,但是新感染者在一定程度上控制在较低水平的可能性很高。

 

――是否比预期控制得更好?

 

押谷博士 掌握了这个病毒的特征之后,我确信感染人数会控制在一定水平。另一方面,关于死亡人数,当初的目标是控制在100人以内,但这已经超出了预期。现在正在继续努力控制在1000人以内。

 

各国控制感染的对策大相径庭

 

――日本的PCR检查数量很少,所以国内外的媒体都批判日本没有掌握感染的实际情况。

 

押谷博士 我不这么认为。有一段时间纽约市经常被引用,说“东京迟早也会变成这样”。但是,纽约市最早确诊感染者是在3月1日。中国从去年开始,日本也在1月15日确认了最初的感染者,但是在世界各地游客聚集的纽约却没有感染,这是无法想象的。倒不如说,他们可能在三月份之前没能认觉察到“大流行”,这才导致了现在纽约的严峻状况。如果在东京同样没能觉察感染者的话,我们将和纽约没什么区别。

 

――两个城市的差异为什么会产生呢?

 

押谷博士 从数据上看,欧美各国和日本哪一方的对策有效是显而易见的。两者的区别在于阻止感染扩大的战略。一言以蔽之,日本的战略是“看森林,把握全局”,以纽约为首的欧美各国可以说是“看树木”的方法。

  欧美各国致力于彻底检查感染者周边的接触者,找出新的感染者,一个一个地“击败”病毒。但是,不仅仅是日本,从各国的数据来看,接触者的阳性率都非常低。另一方面,通常的方法无法发现的轻度病例和无症状患者也有可能发生感染。因此,那样的应对对于防止感染扩大并没有多大的效果,反而成为了非常低效率的消耗战。

  另一方面,日本战略的关键在于“不放过大的感染源”。我们正确把握了被称为“集群”的大规模感染源,并对其周边进行了护理,允许小感染在一定程度上被忽视,在避免消耗战的同时,致力于摘除大感染扩大的芽。采取这种措施的背景是,很多人都不会让别人感染该病毒,所以,即使在一定程度上忽略,只要一名感染者没有产生很多人感染的集群,大部分的传染链就会消失。

 

――日本对抑制检查的反应也遭到批评。

 

押谷博士 按照欧美人的感觉,“自己可能感染了,却不能马上接受检查”,处于悬着的状态是难以忍受的,可能也是难以容忍的。但是,对检查和诊察的抑制是这个病毒必要的对策,对此进行批评的,正是“看树不看森林”。

  在我们作为专家会议还没有开始采取集群对策之前,厚生劳动省于2月17日表示,轻度症状“37.5度以上发热持续4天以上的人”要向归国者·接触者咨询中心咨询。这个检查的抑制方针,是从过去流行性感冒流行的经验中引出的对策。也就是说,2009年新型流行性感冒流行的时候,为了检查的目的很多人涌向发热门诊,等了好几个小时之后,候诊室“三密(密闭,密集,密接)”化了,这是我们曾有过的经验。因此,在日本的临床现场,“无秩序的检查反而会使状况恶化”的认识,在某种程度上得到共享。

  另外,检查的质量也有问题。特别是在美国,由于食品医药局(FDA)草率批准了PCR检测配套元件,导致劣质产品上市。此外,来自中国的PCR基因排列(primer sequence)报告精度很低,日本马上停止了使用,而美国还自在继续使用。基于这些因素的组合,降低了PCR检测的精度,加剧了混乱。

 

感染情况,欧洲和亚洲为何不同?

 

――确实,在亚洲和欧美,感染的状况是不同的。特别是欧美非常严重,社会混乱可见一斑。

 

押谷博士 如果把G20各国(EU除外)按照每10万人中死亡人数最多的顺序排列的话,可以看出除日本外的G7各国处于非常严峻的状况(参照图)。紧随其后的巴西和土耳其的增加也令人担忧,但是亚洲和非洲各国总的感染者和死亡人数都很少。虽然不知道今后会如何发展,但我觉得,迄今为止引领世界的欧美式社会的理想状态,以及世界的理想状态,都将受到很大的审视。

 

 

――有哪些原因呢?

 

押谷博士 我想恐怕是因为,对新型冠状病毒,或者传染病本身的适应方式,在欧美和日本,或者欧美和亚洲,包含历史性、文化性的基础在内,根本上是不同的。

  之前提到了欧美的应对方法,是通过识别感染者来“击败”病毒。有一种“彻底摧毁邪恶事物”的印象。不仅是政客,在知识渊博的学者中,用战争的隐喻来形容新型冠状病毒的人也非常多,这就是其表现。

乡土玩具而闻名的福岛县会津地区的“红牛”
照片:会津若松市提供

  另一方面,据记载,自奈良时代以来日本就反复遭受天花等传染病的困扰。在这个过程中,人们承认了人类智慧所无法企及的强大力量,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接受了它。例如,在日本有把天花作为“天花神”供奉的神社和寺庙。当然是恶神、瘟神,但却被视为神。另外,作为乡土玩具而闻名的福岛县会津地区的“红牛”身上有黑色斑点,有说法称那是表示天花。例如“与天花并存”,也许因为这种观念在日本和亚洲的社会所致吧。

在后新冠的世界应对新威胁

 

――今后,我们能克服新型冠状病毒吗?

 

押谷博士 如果这个问题的意思是“日本能否彻底消除新型冠状病毒吗”,那么答案是否定的。因为完全掌握没有症状的不显性感染是不可能的。

  我认为,至少以1年或数年为单位,这种病毒就会稳定下来。如果想完全根除病毒,就只能让所有日本国民在两周内每天进行一次PCR检测。当然,这是不可能实现的,而且PCR检测的灵敏度也存在准确性的问题。

 

――也有人要求集体免疫(herd immunity)。

 

押谷博士 这是绝对不可能的选择。 据说当70-80%的人口具有免疫力时就会发生集体免疫,但是即使在如此严重的纽约市,如果相信抗体检查的精确度的话,那么被感染的人将占人口的15-25%,因此,要想达到70%或更高的水平,必须重复这种严重情况三到四次。英国首相约翰逊也曾一度表明了集体免疫的方针,但几天内就取消了这项政策。可能已经注意到这是没有意义的事情了吧。

 

――那么,如何看待今后的前景呢?

 

押谷博士 至少在短期内,包括日本在内,无法回到新型病毒扩大之前的世界。像欧美那样,如果感染人数稍微减少的话就放宽出门限制的方法,将再次传播感染,变成消耗战。如果反复这样做的话,社会经济是不可能维持下去的吧。

  因此,我们必须在某种程度上改变社会的现状。必须更加有效地利用远程办公,并考虑是否每个人都有必要去东京出差。即使我们将行为改变为这种“新的生活方式”,从长远来看,我们也必须做好传染疾病的危害更加严重的准备。

   我认为下一个威胁是流感的大流行。2009年的大流行并没有造成太大的损失,最近真正意义上的流感是1968[-69]年的“香港感冒”,已经是半个多世纪前的事了。人类没有免疫力的病毒爆发性地扩散的事态,今后什么时候发生都不奇怪。并且流感的传染性与新冠病毒无法相比。如果在日本发生的话,估计数周内会扩大到全国。

 

――疫苗不能应对吗?

 

押谷博士 疫苗的生产最快也需要几个月的时间,如果在制造过程中出现集群,生产就会停止。即使有储备,给全体国民接种也需要几个月的时间,所以赶不上流行。除此之外,如果埃博拉病毒像空气传染一样变异的话…。如果产生了抗生素不起作用的耐药性细菌的话…。这是一个至今为止应对大流行的对策无法解决的。即使10年后的国际社会,把传染病作为比地球变暖更严重的问题来看待,也毫不奇怪。

 

――应该思考国际社会的应对方式。

 

押谷博士 国际社会也一样,必须向新冠后的时代转变。根据新冠的经验,在全球化的世界里,换言之,以经济效率为优先的精益世界,对于传染病极其脆弱。即使经历过新冠,还会回到那种脆弱的状态吗?需要我们思考。

 

――围绕传染病的国际合作方式也必须重新考虑。

 

押谷博士 近年来,人们越来越关注全球健康。但是,有必要对旧态依然的垂直结构本身产生怀疑,比如富国帮助穷国,而发展中国家则在执行欧美制定的准则。可以说,世界卫生组织(WHO)暂时充当了两者的中间角色。

然而,这次,有着“彻底击败传染病威胁”文化的欧美发达国家都陷入了严重的局势,有着“野性的思维”共存想法的亚洲和非洲各国大体上过得去,也具有一种暗示意义。而且,日本、中国、韩国、台湾、越南等都以完全不同的方式取得了成果。 因此,“一刀切”的传统垂直关系已经不再成立了。我认为应该理解这一点,重新构建国际互助应对传染病威胁的方式。日本通过这次的经验,积累了各种各样的经验。我认为通过提供这些,可以为世界做出贡献。

[译自《外交》,Vol.61,2020年5/6月刊,本文经城市出版社同意翻译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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