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修宪论”和“护宪论”的框架

长久以来将日本人对宪法的意识一分为二的标准就是二战后一直使用的“修宪派”或“护宪派”。这个分类基本上对应于思想上的右派和左派，或者二战后日本政治用语“保守”和“革新”的立场^[1]。不用说，这也是围绕在驻日盟军总司令部（GHQ）的强烈影响下制定的“强加的宪法”的正统性和对其内容（特别是第9条）如何评价的对立。

但是，就当今日本人的宪法观，在讨论赞成修宪与否之前，应该思考一下更加根本的问题。那就是日本人到底有多“立宪主义（理解立宪主义的想法并相信）”？

请允许引用宪法学的教科书，来正式说明一下什么是立宪主义以及立足于此的现代宪法：

 

“现代立宪主义思想认为国家的任务是保障个人权利和自由，但为了完成这个任务，必须从拥有强大权力的国家保护‘个人的’权力和自由。”站在这个立场上和基于此目的，需要严格限制国家机关的行动。立足于这种想法的宪法被称为立宪意义的宪法，或现代意义的宪法。（长谷部恭男《宪法第7版》新世社，10-11页 日文版)

 

这种立宪主义思想与“通过法律来约束权力，以维护国民的权利和自由为目的”，即和“法治”的原理密切相关（芦部信喜《宪法第7版》岩波书店，13-14页  日文版）。

在本文中，将理解立宪主义的想法，认可立宪主义规范性的人称为“立宪主义者”，与此相反者称为“非立宪主义者”。

在二战后的日本，从实际情况来看，往往认为立宪主义者是护宪派，非立宪主义者是修宪派。近年来，在野党第一党的立宪民主党明确表示对修宪持消极态度，让这一看法进一步加强。

但是，“护宪和修宪”与“立宪主义和非立宪主义”这两个分类轴在原理上并不相同。

当然，也有信奉立宪主义的修宪派。在外国将并不少见的修宪全部视为非立宪行为也是不可能的。

相反，非立宪主义者也可能是消极（不积极地承认修宪的必要性）意义上的护宪派。非立宪主义者否定或轻视的不是现在宪法的记述内容，而是现代宪法的功能。原本就不承认宪法存在意义（或不理解）的人，如果有强烈的动机认为应该改善宪法的具体内容其逻辑也不自洽。

也就是说，护宪论和立宪主义、修宪论和非立宪主义是各自独立的想法或立场。因此，对选民的宪法观分析也需要进行区分对待。

在此，本文就当今日本人究竟有多大程度理解和认可立宪主义、以及立宪主义者和非立宪主义者在社会属性和其他政治意识上有什么不同进行验证性的探讨。迄今为止，几乎没有从这样的观点来分析一般选民意识的尝试。因为是修宪还是护宪这一“保”与“革”的意识形态的观点一直以来充斥着迄今为止围绕宪法的讨论。

日本人宪法观的调查

本文的分析基于笔者于2021年1月实施的在线调查结果^[2]。本次调查以乐天洞察调查的登录受访者为对象，居住地（都道府县）、性别、年龄的分配比例与实际的人口比等同。回答总数为4000人。

本次调查的问题焦点是“你认为宪法的存在方式，哪一个印象比较强？”。对宪法应有的“形象”准备了A、B两极。回答者从“接近A或B”“比较接近A或B”“不好说”的选项中选择一个。A、B的具体提问如下。

 

A：宪法只不过是国家形态和理想未来的展现，所以政府应该根据现实的需要，不受宪法的文本约束，灵活地决定政策。

 

B：宪法是限制国家权力的具体规则，所以政府即使有现实的需要，也不应该采取超出宪法明文规定的政策。

 

该问题是根据2018年初时任首相安倍晋三和在野党之间的争论为线索而制定的。同年1月，安倍首相发言称，所谓宪法就是“国家形态和理想未来的展现”。对此，立宪民主党代表枝野幸男批评其为“奇特的认识”，并反驳说：“宪法的定义是[中略]主权者限制政治权力的规则”^[3]。双方的见解截然相反，在枝野的见解中，缺乏枝野所述宪法观的安倍就是轻视立宪主义。

在调查中，试图通过选择A还是B，把握围绕宪法观的对立观点明确化。A实际上意味着政府行动不受宪法限制。可以认为选择A的人认为如“以和为贵…”而著名的“十七条宪法”那样，宪法的作用是执政者的道德目标。但这不是现代立宪主义的想法（十七条宪法当然不是现代宪法）。

重视法治的立宪主义者必须是B。与其这样说，不如说把宪法的作用当作B来考虑（不象A那样考虑）才是立宪主义的定义（至少一部分）。

大量存在的非立宪主义者

那么，4000人的宪法观究竟是接近A、还是B呢？

回答的合计结果如图1所示。如果将“接近A或B”“比较接近A或B”统称为“偏A或偏B”，那么“偏A”的占48%，“偏B”的占34%。如果将“偏A”简单分类为非立宪主义者、“偏B”为立宪主义者，非立宪主义的立场明显占优势。

选择“接近B”的严格意义上的立宪主义者只不过占全体的11%，有89%的立场是认为即使是“宪法明文规定不允许的政策”，政府也应该根据情况，可以承认灵活制定违宪立法。

因为本次调查不是随机抽样，所以不能直接推测日本人中有几成属于立宪主义立场。但是，只要是登录的在线受访人和非登录者相比不是明显非立宪主义的话——当然也完全没有这样的证据，不得不承认在当今的日本社会中有极大量的非立宪主义者。

以上的结果给在法学部学习过（并在法学部执教）的笔者以及笔者周围的人带来很大的冲击。笔者在调查时曾设想过“偏A”的人有一定的数量存在，但是完全没有想到会成为多数派。对于如此“偏A”的结果，我们感到惊讶，甚至对能否得到本文最初刊载的《中央公论》读者的共鸣，也惴惴不安^[4]。

作为这次调查结果不偏离目标的佐证，列举一个既存的随机抽样的舆论调查^[5]。

在读卖新闻社2018年3-4月的调查中，我们从针对“你所考虑的宪法的存在方式，具有什么印象？”的设问，回答“（A）展现国家形态和理想蓝图的存在”、“（B）限制国家权力的规则”这两个选项中进行了调查^[6]。结果显示，A为60%，B为37%。在上述枝野的讨论中，不理解“宪法定义”的不只是安倍首相，选民也过了半数。

立宪主义的概念和想法，在当今的学校义务教育中也在教授。但是，并不能说这已经成为日本人思想的一部分。事实上，以前就被指出有很多人不太清楚宪法的具体内容。但是，不得不说大多数日本人的问题还远达不到讨论这个问题的次元，在另外一个次元上。

 

 

谁是立宪主义，谁不是立宪主义

立宪主义者/非立宪主义者并不是在国民之间均匀分布的。有特定社会属性的选民与其他相比更具立宪主义。为了确认这一点，表1显示了性别、年龄层、教育（为了简化讨论，年龄层只有“29岁以下”和“60岁以上”，教育只显示“高中”和“大学、大学院”的分类）。

从这个表中可以看出，年轻人、低学历群体相对“偏A”，即非立宪主义倾向较强。虽然男女差别并不显著，但女性多为“中间”（很难说），“偏B”即立宪主义者少。

其次，支持政党（想投票的政党）见表2。自民党、公明党、日本维新会、国民民主党支持层中“偏A”，立宪民主党、日本共产党支持层中“偏B”的人数多。可以得出结论，思想上从中道到右派（保守派）阶层，非立宪主义倾向强。但是，即使是立宪民主党的支持群体，非立宪主义者也有相当的比例（27%），值得注意。

另外，“不去投票”的群体中“偏A”的比较多。该结果暗示对政治不关心的阶层中非立宪主义倾向很强。

 

 

立宪主义和修宪论的关系

最后，让我们来看看关于立宪主义和修宪意见之间的关系吧。原本，虽然很怀疑对于不理解宪法功能的人，问他们修宪的是与非究竟有什么意义，但经常在做这种舆论调查。

在本次调查中，我们以相当详细的问题询问了修宪的是与非。直接提示现行宪法第9条的条文，进一步询问“从这里删除第2项后，是赞成还是反对，并追加以下内容的宪法修正案”。“以下”是指自民党2018年发表的“关于修宪的讨论情况”中包含的“第9条之2项”方案，明确提出自卫队的存在，并将具体的条文方案直接提交给回答者，进行模拟修宪国民投票^[7]。

图2是以关于立宪主义的观点分类统计的回答结果（为了简化讨论，省略中间回答“可以修改或不修改”）。基于此，在非立宪主义者（偏A）中，修宪论占压倒性多数。另一方面，立宪主义者（偏B）中护宪论居多，形成了对比。特别是严格意义上的立宪主义者，在“接近B”的群体中，修宪论占30%，护宪论占59%，几乎是两倍。

与此相关，图3中的护宪派和修宪派的具体内容都非常对称。护宪派中立宪主义者（偏B）占6成，修宪派中非立宪主义者（偏A）占6成。文章开头指出，护宪派和立宪主义派、修宪派和非立宪主义派常常被视为同一派，但从实际情况来看，这种看法是有根据的。

 

 

总之，日本的宪法政治，在选民的层面上主要是“立宪主义的护宪论”与“非立宪主义的修宪论”呈相对立的模式。而且，认为政府的行动受到宪法约束的人（不知为何）不喜欢明文修宪^[8]，认为政府不必在意宪法的人（不知为何）希望明文修宪，是扭曲的对立构造。

另一方面，立宪主义和护宪论的关系不是完全对应的（因此，与护宪/修宪分开，确立了立宪主义/非立宪主义的轴心）。例如，存在“立宪主义修宪论”，在政界，以山尾志樱里（众院选举后离开政界，现在作为菅野志樱里从事律师活动，（著有《立宪的修宪》一书））为代表，该类回答者占全体的12%。这个立场是，通过宪法上明确定位自卫队，使之服从宪法规定，让日本的政体成为‘进一步’或者‘渐渐’走向立宪主义。

另外，“非立宪主义的护宪论”者也很少（7%）。这是一种不重视宪法作用本身的修宪无用论、消极的护宪论。这个群体对于护宪派精英来说，可以成为阻止修宪的‘难得’的援军，但恐怕他们并不对现行宪法有好感。

为了恢复立宪主义

本文从重视区分护宪/修宪和立宪主义/非立宪主义的立场出发，对日本人的宪法观进行了验证性的探讨。获得了一些知见，但最重要的是立宪主义并没有渗透到日本人内心。笔者至今为止也从已有的舆论调查中指出了这一点^[9]，再次得到认证。

在日本，很多选民认为“政府应该根据现实的需要，不被宪法明文规定约束，可灵活地决定政策”。如果政府能够让国民接受“现实的需要”，那么即使是违反宪法规定内容的政策也可实施（倒不如说是社会所期望的）。

社会认可政府制定的“违宪立法”并不是荒诞无稽的设想。实际上，在防卫政策方面，政府在二战后反复提出并实施了很多宪法学家认定违宪的政策。1950年代的实质性的再军备（自卫队违宪说至少在55年体制期[1955-1993年]是极为有力的学说），近年来，允许行使集体自卫权的安保法制，不顾许多宪法学者提出疑义而成立。这样的脱离宪法（被强烈怀疑）的政策，在选民之间，当初被视作有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被接受^[10]。就这样，第9条的字句一个都没变，而自卫队的行动范围却一点一点地扩大了。

笔者在此并不想追究现实中采取的防卫政策的是与非。问题在于，“当政者有时会根据情况而灵活地修改宪法或‘解释修宪’的情况下，很难说确立了（中略）立宪主义^[11]”。也就是说，应该遭受质疑的是精英阶层（政治家、知识界）和一般选民一道破坏立宪主义，或者推动使宪法典范名存实亡的战后政治过程。

从自由民主主义的的价值立场出发，重要的不是思想性的护宪论/修宪论，而是让立宪主义真正渗透到每个国民的思想中才是的大前提。换言之，修宪的论点不仅仅是破坏和平主义，更应该从确立立宪主义这一观点来进行讨论。

关于学历和宪法观的关系的分析结果表明，学校教育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立宪主义的渗透。另一方面，即使是大学以上学历者，非立宪主义者也不少于立宪主义者。

仅在学校接受教育完全学好立宪主义是有局限性的。笔者认为，这是在现实世界中，立宪主义原理没有被实践（至少对普通人来说）所致。当然，最大的问题是宪法第9条。

“（宪法）第9条的问题是自自卫队创立以来，成为日本立宪主义最大的软肋”（高桥和之），宪法学家也承认这一点。二战后，很多法学者为了寻求“说明宪法与现实乖离并赋予其指针的理论”而“苦恼”^[12]。但是，立宪主义的护宪论即使在精英之间通过勉强的逻辑实现正当化，也很难得到一般国民的理解，但不幸的是，日本人的立宪主义意识——“宪法是限制国家权力的具体规则”的看法——一直遭到侵蚀。

能改变这种状况的势力，就是在本文中所说的立宪主义修宪派，但不能说是主流。非但不是主流，立宪主义修宪派甚至都没成为二战后的主要政党。这是二战后的政治中，在保守和革新派二者择一的“思想性宪法”论占主导地位的原因，也是结果。

基于上述情形，为了让立宪主义在日本扎根，应该着手将立宪主义与护宪论分离开来。这也可以与思想宪法论保持距离。届时，本稿的目的就是为此而建的一个里程碑。

[译自《中央公论》2021年12月刊，本文经中央公论新社同意翻译转载。]

 

 

^[1] 在二战后初期，废除天皇制等左派修宪论也占据有力的一席之地。例如，日本共产党当初正面否定新宪法的内容的参照了境家史郎的《宪法与舆论——战后日本人是如何面对宪法局面的》筑摩选书、2017年的第2章。

^[2] 本调查是在获得JSPS科研费20K01479的补助，得到东京大学伦理审查专业委员会的批准后实施的。

^[3] 2018年1月4日众议院本会议。

^[4] 作为参考，笔者以17名研究生（东京大学法学部学生）为对象，得出了“接近A”1名、“比较接近A”3名、“比较接近B”8名、“接近B”5名的结果。“偏A”占24%，“偏B”占76%。因为情况很少，所以说到底只是参考值，但在日本社会法学能力最高的团体中，“偏向B”的看法占了绝大多数。

^[5] 关于很多日本人表示非立宪主义的其他舆论调查事例，参照境家史郎《日本人的宪法观》《法律时报》第90卷9号、2018年、131-135页。

^[6] 《读卖新闻》2018年4月30日付。这个提问形式几乎和我们的调查相同，但是因为参考了这个调查，所以也是理所当然。但是，我们所使用的文言更容易将两种印象的反逆性传达给回答者，表达更适合找出非立宪主义者。

^[7] 2018年的自民党修宪案实际上是在“维持”第9条第2项的同时，设置第9条之2。本调查为了验证在“删除”第2项和“维持”现状的情况下选民的反应是否不同，将标本分割后尝试了2种提问形式，但两组的回答没有太大的区别。本稿明确彰显针对 “立宪主义修宪派” 本应认为更为理想的9条2项删除论的赞成与否。

^[8] 另外，即使是“偏B”的人，也有9成的人以对自卫队的好感度（在0分到10分的范围内回答。分数越大好感度越高）为中立（5分）以上。也就是说，在这个层面上，尽管承认自卫队的存在是事实（而且多数是肯定的），但是在宪法上写明自卫队却有很多人对此持消极态度。

^[9] 境家，上述“日本人的宪法观”。

^[10] 关于采取自卫队合宪说的选民在战后持续增加，以及认为2015年成立的和平安全法制违宪的人的比例从2016年到17年减少了10%这一点参照境家史郎《新55年体制》《中央公论》2018年5月号，从舆论调查中解读出日本人“见异思迁”的宪法观修改讨论中复苏的《新55年体制》。

^[11] 井上达夫《企图立宪主义》东京大学出版会，2019年，138页。

^[12] 高桥和之《第7版序文》、芦部信喜《宪法第7版》岩波书店、2019年所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