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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七期 ,社会  2021年9月12日

不想给人添麻烦……沉入都市底层无声的孤立者们

石田光规(早稻田大学文学学术院教授)

 

被“排除·孤立”的人群没有上升到人们的意识领域,而作为“沉入城市底部的存在”被搁置在人们的视线之外

石田光规教授

 “孤独·孤立”这些词,自从2010年日本NHK电视台播出“无缘社会”专题报道之后,常常可以耳闻目睹。大约在那10年后,菅义伟内阁设立了“孤独、孤立对策担当大臣”,再次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当关注孤独、孤立问题的同时,像是唱反调般也涌现出重新审视孤独、孤立价值的议论。即所谓应承认“一个人的价值”的议论。考虑到这些意见,最近使用“非自愿的孤独和孤立”这种说法来限制问题的存在方式,其倾向可见一斑。

但是,孤独、孤立的问题并不是单纯到可以用自愿、不自愿等心态来分类。例如,经历了公司倒闭、离婚、朋友背叛的结果,想一个人生活,这样的人会被认为是自愿的孤立吗?

在重视自我决定的社会,对于某件事的同意与否,往往从当事人的内心态度来判断。在这样的社会里,不愿发声的人,往往被认为虽有些消极,同时默认了眼下的现状。这种判断方式,只是因为当事人没有发出声音,难免导致忽略需要帮助的人,从根本上加剧了孤独和孤立问题。

本稿以居住在首都圈的人们为对象,根据问卷调查结果,探索孤立人群的实情,讨论将孤立与否归咎本人意愿的这种看法的危险性。

被排除的人们

正如社会学家桥本健二所指出的那样,日本从2000年代开始,也进入了真正的等级社会。在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情况下,认为日本社会出现了新的阶级、即被排除层地“下层阶级”。

本文根据桥本的下层阶级论,探索其背景,即下层阶级(非正规或无职业、女性无配偶)且关系亲密、值得信赖的朋友、熟人为零人或一人作为“(被)排除·孤立层”。具体来说,他/她们在怎样的家庭长大,过着怎样的学校生活,现在处于何种状况,以问卷调查的结果为基础,进行图表性记述。利用的是2016年以住在首都圈的5631人(有效回收数2351票)为对象实施的“首都圈居民的工作、生活和地域社会相关调查”(代表者:桥本健二)数据。

另外,作为比较对象,将同处于下层阶级,亲密、信赖的朋友·熟人有两名以上者定为“排除·非孤立层”,将在下层阶级以外,亲密、信赖的朋友·熟人为零人或一人者定为“非排除·孤立层”, 将在下层阶级以外,亲密、信赖的朋友·熟人为二人以上者定为“非排除·非孤立层”,并记录其结果。分析对象者年龄段为20~59岁。

作为起跑线的家庭、学校

图1总结了各个阶层成长的家庭情况。从这一点来看,可以看出“排除·孤立层”起跑线的严峻性。

经历过父母离婚的比例,“排除·孤立层”高达16.4%,不过,其他阶层在5-6%左右。关于幼儿时期的亲子阅读、学习辅导,排除·孤立层明显少。特别是父母辅导学习的经验,与其他阶层的40%以上相比,“排除·孤立层”只占27.4%。虽然图上没有记载,但“排除·孤立层”被带去旅行的经验很少。

 

图1 各阶层的家庭情况

笔者根据“首都圈居民的工作、生活和地域社会相关调查”编制

 

家庭环境的缺陷与对学校的不适应有着密切的关系。图2表示了各阶层的小学六年级和初中三年级的成绩,回答“成绩落后”以及受到霸凌、逃学与否的比例。

关于学校的成绩,“排除·孤立层”回答“落后”者的比例明显高。而且,“成绩落后”者的比例在小学6年级时增加到22.6%,中学3年级时增加到30.6%。也就是说,随着年级的增加,适应课程也变得困难了。

遇到霸凌和逃学的经验也很多。特别是关于霸凌,有44.3%的人经历过。关于逃课的经验,其他阶层多在9%左右,而“排除·孤立层”达到18%。正因为是这样的状况,当然“排除·孤立层”的最终学历比其他群层低(数据省略)。

家庭环境的不完善,学校的不适应,直接影响到自己的职业生涯。“排除·孤立层”中,最初从事的工作为非正式工的达37%。这与“排除·非孤立层”的27%、“非排除·孤立层”的14%、“非排除·非孤立层”的13%相比,尤为突出。

家庭环境的摇摆,没有怎么得到父母照顾的“排除・孤立层”,也不能适应学校生活,朋友・熟人关系得不到积累。学校的不适应直接影响对工作的不适应,找不到“好工作”,迫使经济上处于困境。结果,很难结交到朋友和认识人。“排除·孤立层”与其说是下层阶级,不如说是“脱离社会的存在”。

 

图2 各阶层的校园生活

笔者根据“首都圈居民的工作、生活和地域社会相关调查”编制

“排除・鼓励层”精神上的痛苦

图3 各阶层的现状认识

笔者根据“首都圈居民的工作、生活和地域社会相关调查”编制

“排除·孤立层”是如何看待身边严峻现实的呢?图3是对各阶层的幸福感、经济状况、将来生活的评价。通过该图,“排除·孤立层”的精神层面的痛苦浮现出来。

关于现在的幸福感,回答“完全不幸福”“不太幸福”的人,“排除·孤立层”达到44.3%。即使是同样的排除层,在非孤立层中,其数值也只不过30%。到了“非排除层”,其数值进一步下降,“非排除·孤立层”为16%,“非排除·非孤立层”为9.3%。

对于自己认为自己“进入贫困阶层了吗?”的问题,56.4%的人回答“进入了”“硬要说在哪的话已经进入贫困层”,与“排除·非孤立层”(40%)的差距也很大。

也许是反映了这样的现状,对于将来也抱有非常黑暗的前景。回答对将来生活感到“非常不安”的人中,“排除·孤立层”尤为突出,达到65.5%。排在第二位的是“排除和非孤立层”,占45.5%。“非排除·孤立层”和“非排除·非孤立层”占26.8%、23.3%,两者都相当少。

经济上的不安加上没有幸福感,没有可以信赖的朋友和熟人。在这样的情况下,说“不要对将来感到不安”,是不可能的吧。“排除·孤立层”中,将回答“稍稍感到不安”算在内,实际上有86.7%的人对将来感到不安。

当然,他/她们的精神状况也不好,有26.7%的人经历过抑郁症和其他心理疾病。

 

“排除・孤立层”对父母的感恩

图4 各阶层的社会意识

笔者根据“首都圈居民的工作、生活和地域社会相关调查”编制

从以上的分析结果来看,虽然能够认识到事态的严重性,但感到意外的人应该不多吧。请看图4。该图显示了各阶层的社会意识。

对最左边“只要努力谁都能变富裕”问题的回答,不令人感到意外吧。“排除·孤立层”不是很相信努力可以带来改变,“非排除·非孤立层”对努力带来改变的信仰很强烈。从小就遭遇不幸,之后,对学龄期、职业初期和处于困境的“排除·孤立阶层”说“相信努力会改变一切”着实很困难。

令人意外的是,剩下的两个结果。对于图4中“对父母不懂尊敬和感恩的人最差劲”这一问题,回答“完全这么认为”的比例,乍看差别不大,可能不会太引人注目。但“排除·孤立层”回答“这么认为”的人最多(38.7%),与其他阶层的差距为5个百分点左右。

但是,希望大家注意一点。正如对家庭环境的分析指出的那样,“排除·孤立层”的很多家庭环境不好,也没有怎么得到父母的照顾。

如果家庭环境不好,没有怎么得到父母的照顾自己的话,可以想象对父母的尊敬和感恩不会那么强烈。尽管如此,“排除·孤立层”和其他阶层一样,或是更加强烈感到应该尊敬和感恩父母。不顾自身的苦境,诉诸对父母表达尊敬和感恩的姿态,反映了孤独和孤立问题的难点。

不诉诸自己的苦境的态度,从“无论多么有理由也不能做给别人添麻烦”这个回答表现得淋漓尽致。“排除·孤立层”对于“无论多么有理由也不能做给别人添麻烦”的意见,实际上将近7成的人回答“是这样想的”。这个数值比其他阶层体高近10个百分点。也就是说,“排除·孤立层”比别人更强烈地认为“不能给别人添麻烦”。

还有一个令人意外的地方是,“排除・孤立层”和其他阶层相比,在现在地址居住的时间长。“排除·孤立层”的半数以上在现在地址住了20年以上。另一方面,“非排除层”中,在现在居住20年以上的人不到二成。“排除·非孤立层”中,在现在的地址居住20年以上的人,也不到四成,可见,“排除·孤立层”的长期居住在一个地方的情况也很突出。

从构建关系上考虑这是一个意外的结果。通常,如果持续居住在同一个地区,地域的联系就会变得丰富。但是,“排除·孤立层”的长期居住与构建关系没有关联。住在城市的“排除·孤立层”,并不向他人诉说自己的苦境,只是为了不给别人添麻烦,沉入城市的底层无声无息地生活着。

就以上结果简单地总结如下。“排除·孤立层”从年幼的时候开始就一直处于不幸的状况,幸福感也很低,对将来感到强烈的不安。接二连三的困境夺走了他/她们努力的勇气。

但是,即便如此,“排除·孤立层”也不会发出怨声。倒不如说,“排除·孤立层”的不少人认为“应该对父母怀有尊敬和感恩之心”,并且强烈觉得“不能给别人添麻烦”。正因为如此,“排除·孤立层”才慢慢地从人际关系中退出。

无声无息的“排除・孤立层”,虽然长年居住在一个地方,没有被谁发现,只是静静地活着。我们决不能忘记这样的存在。

重新认识孤独、孤立问题

对于孤独、孤立问题,如果通过自愿、不自愿等内心态度地手法来衡量的话,对那些身处困境,但不愿意给他人添麻烦的人来说,会从人际关系中消极撤出,并被逼到人们的视野之外。

注重个人意愿的现代社会,无论好坏,都把“自我决定”作为行动原理的核心。以当事人的意愿来划分孤独、孤立的情形的想法,就在这条延长线上。然而,关于孤独、孤立,不能用自愿、不自愿就可以简单地分开。

本文例举的“排除·孤立层”,如果只着眼于客观情况,可以判断为“不自愿的孤立”。但是,深入触碰他/她们的深层意识,可知就算他/她们不说“自愿”孤独、孤立,但也被认为他/她们在“容忍”这种状况,即使伴随着类似于放弃的感觉。对于这样的人们,行政显得格外无力。

即使客观地陷入“不自愿孤立”的状态,如果当事人积极寻求支援的话,行政也可以对应。但是,不发声,不想改变现状的人,行政服务也难以有作为。被认定为“不自愿的孤立”,为了得到支援,当事人必须发出“不自愿”的声音。

但是,要求“排除・孤立层”自己发声,这很残酷。说穿了,如果他/她们有发声意愿的话,也不会停留在“排除·孤立层”吧。正如之前的分析确认的那样,“排除・孤立层”比任何人都非常注意,不给别人添麻烦,即使在严峻的环境中也要向父母表示感谢和感恩。被“排除・孤立”的人群没有上升到人们的意识领域,而作为“沉入城市底部的存在”被搁置在人们的视线之外。

社会需要预见和包容“添麻烦”

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原本在人际关系中处理的东西委托给市场提供的商品、服务以及社会保障来处理。不通过人际关系一个人也能生活的系统,缩小了迄今为止将人与人半强制性地结合在一起的社会约束规模。其结果是,人际关系的维持、构筑被纳入自我决定、自我选择的范畴,维持生活的手段不在人际关系之中,而是在资本主义系统中通过努力来获得。

在这种情况下对人际关系的依赖意味着每个人放弃或怠慢努力,被贴上了“撒娇”或“给人添麻烦”的标签。于是,人们由于“不想给别人添麻烦”的消极理由,被迫从人际关系中自主撤出。在强调自助的等级社会中,包含着越是被逼到严峻状况中的人,越难发出求援呼声的构造。由于最近的新冠疫情,人们失去了余裕,谴责给别人添麻烦的人的风潮愈加强烈。

为了不让“排除·孤立层”成为“被社会抛弃的存在”,需要一个机制不让他/她们被社会看不见。虽然本稿没有论述这一点的篇幅,但目前,需要的不是一味追究给别人添麻烦的人的责任,而是需要社会做出转变,预见和包容每个人添的麻烦。因为不给别人添麻烦而能活下去的人大概不存在。

 

[参考文献]桥本健二(2018)《新・日本的阶级社会》讲谈社现代新书

[译自《中央公论》2021年7月刊,本文经中央公论新社同意翻译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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