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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党的菅直人政权在2010年6月18日的内阁会议上为实现”强健经济”、”强健财政”、”强健社保”，制定了新发展战略。虽然7月11日的参议院选举结果使得民主党未在议院中确保过半数的席位，但菅政权还是将包括通过削减法人税来强化日本”区域竞争力”的成长策略等具体政策纳入到2011年度（2011年4月–2012年3月）的政府预算计划中。新发展战略的要旨是：通过政府和企业的通力合作，在2020年实现名义3%，实际2%的年增长率，打破泡沫经济瓦解以来日本近20年来的经济停滞、社会闭塞的状况，在与亚洲各国加强经济合作的同时构建一个和谐共进的新日本。

7个方面的战略目标和21项计划

这项新发展战略其实是同党的鸠山由纪夫政权在2009年12月制定的新发展战略基本方针的具体化。新发展战略涉及7个方面的战略目标和对21世纪的日本经济成长带来高期待值的21项国家战略计划，被期待成为21世纪日本经济复活的突破口。

7个方面的战略目标为：①以绿色革命为中心的环境及能源战略（预计投入超过50万亿日元用于构建环境相关的新型市场，可确保解决140万人的就业问题）；②以生活革命为中心的健康国家战略（预计投入超过50万亿日元用于扶植医疗、看护、健康所需的服务产业相关的新型市场，可确保解决284万人的就业问题）；③亚太自由贸易圈（FTAAP）的建立；④观光立国，激活地域生机；⑤将科学、技术、信息交流作为立国之策（将在政府和企业的研究和开发项目上投入占GDP4%以上的资金）；⑥就业、人才战略；⑦金融战略（提供扶持资金、确立亚洲市场的主导地位）。

另外，21项国家战略计划包括：①可再生能源的扩展； ②打造”未来的环境都市”（输出都市建设的技术）；③森林、林业的再生； ④高端医疗的普及与扩大； ⑤国际医疗交流（扩大接收外国人患者并为此推出新的医疗滞留签证）； ⑥基础设施产业的海外扩展； ⑦法人实际税率的削减及日本成为亚洲据点的推进；⑧培育全球化人才，广招精英；⑨知识财富战略，在海外树立”酷JAPAN”形象；⑩构建亚太自由贸易圈；⑪创建”综合特区”制度；⑫研究与开发的扩充；⑬创立一个可以操作证券、金融、商品的综合性交易平台（意欲创建一个吸引世界资本在亚洲投资的金融中心）；⑭拉动二手住房装修市场的需求翻倍……等等。

产经省近年来罕见而有力度的政策性提案

在新发展战略出台前，产经省的产业结构审议会，俗称”产业竞争力部会”上发表了题为《2010年产业构造展望》的报告。该报告从企业及产业的微观角度描述了强化日本产业竞争力的构想，也是近年来产经省罕见而有力度的政策性提案，进而使得新发展战略采纳了报告的大部分思路和政策内容。

孕育《产业构造展望》的核心人物，产业竞争力部会长（东京大学教授）伊藤元重称；他这次执意要将报告写成日本版的”杨报告书”。所谓的《杨报告书》是1983年里根政权时，惠普（Hewlett-Packard）公司的总裁–“竞争力委员会”的委员长的（J・A・Young）约翰・扬撰写的政策性提案报告书，俗称《杨报告书》（”Global Competition: The New Reality”）。70年代后期，美国出现了”停滞膨胀”、财政和对外收支”双双赤字”、产业的竞争力下降等现实问题，报告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台的。报告用充满了危机感的笔调，具体的政策对里根政权直言不讳，也是对当时美国舆论界的呼吁。报告的力度可以在里根政权的产业再生政策中得以印证，成为之后美国经济复苏的契机。

无论是从产业结构审议会的《产业构造展望》的字里行间，还是伊藤教授的言谈话语中，我们都可以捕捉到一种对岌岌可危的产业”现实”问题的正面姿态。

《展望》一开始就对看待问题的视角展开了议论：”产业结构审议会”的议题围绕在今后日本如何积累财富，如何安排就业等问题上。讨论的重要核心是；我们如何客观地审视目前日本产业在世界的位置问题。目前为止的讨论自始至终都是些让人陷入自欺欺人怪圈的；日本强盛论、非生产性自卑性的悲观理论，背离经济实态的精神安慰和美誉而已。这次，首先我们应该关注世界重要成长市场的玩家和支配竞争主轴重心的变化和转移，进而，看到各国政府的对应方式。只有站在这样的高度，我们才可以来讨论今后日本产业可以获得附加值的方向，有成长可能的战略分布，从而提出在全球化的一盘棋中日本可以确保附加价值及就业的横向政策。

在讲到”不回避现实 ，正面接受”时，《展望》列举了日本的经济现状：①日本的人均GNP的世界排名从2000年的第3位退到2008年的的23位；②世界GDP占有率从1990年的14.3%降到2008年的8.9%；③根据瑞士的IMD（国际经营开发研究所）的统计，日本国际竞争地位从1990年的第1位降到2010年的27位；④从产业布局相关要素来看，过去的2年来日本已经失去了在亚洲竞争的核心地位；⑤主要的发达国家为了提高本国的竞争力，10年来，法人税的表面实效税率平均下降了10%，与此相比，日本却在40%左右高腾不下，与亚洲、OECD（经济合作开发署）诸国的差距扩大到了15%；⑥外国企业在日的亚洲母公司、开发本部相继转移到其它亚洲国家，日本企业中也不乏将生产基地甚至母公司或研究机构向海外转移的公司。同时，不仅”制造市场，特定产品，特定企业的市场占有率急速下降，还呈现’屡战屡败’的尴尬局面。”报告呼吁”必须采取应急措施来遏制市场占有率的急速下滑”。

日本经济起死回生的触媒

实际上，在此指出的”现实”早已是进行时了，危机已经十分的明显化，只是日本没有面对而已！或者说；日本社会也不乏视而不见的心理氛围。

日本版的《杨报告书》中虽然多少溢出了一些为时已晚的情调，但它无疑是投入长期过度悲观的日本社会死水中的一颗石子，它果真能够转”悲观感”为”危机感”的话，《展望》就会像”正版”的《杨报告书》一样，成为日本经济起死回生的触媒。悲观主义和危机意识是根本不同的。前者只是退缩与望而生畏的借口，后者却是打破僵局强有力的动力源。

《产业构造展望》在向日本政府建议应制定的政策的同时也介绍了相关各国的具体措施、制度和惯例，指出；日本无论是在政策上还是对个别企业的经营策略指导上都比其它国家反映迟钝，应该及早从根本上持有这种危机感。试看各国最近的产业政策的例子：①美国从推出”智能电网”（Smart Grid）开始，太阳能、风力、新一代汽车（蓄电池）、节能等绿色能源相关产业都在政府的重点投资项目之列。并且，为新一代汽车的电池、车体部件制造的厂房建设提供50%的资金援助（总额24亿美元），智能电网项目投资也可得到34亿美元的援助资金。②德国以太阳能作为带头行业，加速了对环境能源方面的投资。展开高品质、高信度的电动汽车的锂离子电池的研究开发，对22个项目制定了相当4,650万欧元的支援计划。③中国的汽车、钢铁等10大产业集中支持文化产业的建立，政府对符合高科技的认定企业实行减税政策。报告还特别指出:”各国包括政府财政政策都试图将通过开拓企业的活力来转换产业结构纳入了国家策略”。

《展望》进一步阐述了”4个转型”的建议：①从目前的汽车行业过度依存性的产业单极构造，与多样性的基本产业齐驱并驾，建立一个对外部冲击具备缓冲能力的多极的产业结构实现”产业结构转型”；②技术力量与企业相结合的”企业经营模式转型”；③转变”全球化造成了国内空洞化”的负面思路，进而认识到只有通过适应全球化的区域竞争力的强化等，才是国内就业再生的源泉的”构思转化”；④政府与企业共同参与海外基础设施市场项目，构建确保全球市场的”政企联手的转型”。

这是综合性、战略性的强化”产业政策”的进言。我们对产经省这样积极的产业政策进言已经久违了。在日美通商，经济摩擦十分激烈的80年代，产经省的前身通产省（MITI）与其它的各省受到来自美国政府”日本的产业政策是集中攻略特定的产业以确保市场的不公正政策”的指责。从此，在该省”产业政策” 与”污秽语言”视同一般，再没有心思去积极地讨论产业政策了。腾然回首，堪称”新重商主义”的产业政策以积极、战略的面貌，打着”保护地球环境”的大旗，堂堂正正地登上了世界历史的舞台，此时日本已经明显地慢了一拍。

雷曼事件以后世界经济一度蒙上了阴影，各国更加注意大规模地激活产业政策。美国的奥巴马政权的”绿色新政”（A Green New Deal）如其说是针对政权下经济萧条之对策不如说是在政府积极地参与下确保21世纪的产业、技术成长的一种战略性的产业政策。也就是说，美国自己正在大规模地引进在80年代曾经指责过日本的”攻略型产业政策”。

但是，对于日本来说激活经济的课题不单是这种个别的产业、技术方面的协调。重要的是构建一个与21世纪日本相应的、与时俱进的模式。

构筑”追逐型后期”的发展模式

说日本”失去了10年”也罢，”失去了20年”也罢，关键是要反省90年代以来为何经济长期停滞，纠缠在长期持续的通货紧缩，不得脱身。将日本自身漫长的经济发展史与不断急速变化的世界经济潮流参究对照，确认自身目前的位置急不可待。反之，再好的成长战略由于缺乏历史的方向性，终究成了看上去能够趋于成长，实际上不过是不关痛痒的各方协调政策而已。

从日本经济成长率来看，60年代以来就呈持续下滑的倾向。年平均增长率（实际）在60年代还是10.5%，70年代就下降到5.2%，80年代4.4%，90年代1.5%,2000年持续下降至1%。2008年雷曼事件给全世界带来了金融危机，日本既不是危机震荡的中心地带，金融制度也较欧美各国稳定，但却因此经历了比危机中心的欧美各国更深刻的重创。2009年初日本的出口比去年同期尽然削减了近一半，工业生产也急速削减，设备运转率较高峰期下降至近6成。国内企业的物价较前年突破了8%的上涨率。企业不得不再次加速削减成本，导致就业调整的波纹不断扩大，家庭收入减少，发达国家中的日本孤独地又陷入了通货紧缩的噩梦中。

客观地说，通货紧缩，雷曼事件以前日本早已患上了低成长的慢性病。日本的经济困扰并非受制于世界经济危机的动荡，根源是长期没有重视结构调整。日本自身的结构问题是，为追赶先进工业的欧美各国所形成的所谓”追逐型”的经济发展成长的体系（各种制度，惯例）与”追逐型后期”的需求不相吻合。这并不是说”追逐型”的模式以失败告终而是意味着取得辉煌业绩的”追逐型”模式该退出历史舞台了。

于此来推论，为了适应新的成长和发展在”追逐型后期”必须构建一个独特的全新模式。80年代后期，”追逐型”下的日本，生产技术、能力已经与发达国家竟相媲美，日元的升值进一步带来了人均美元基数所得（企业是指成本）居于世界的首位。之后，日本其实就面临着新体系构建的课题。1985年”广场协议”之后，日元的升值与对外经济摩擦的对应不当，孕育了泡沫经济的假象。在泡沫经济如火如荼之际，产生了”日本型成长发展，包括企管模式的完善，较原来的发达工业国家优秀得多”的过度自信或者说错觉。结果是，”追逐型后期”的成长模式还没来得及形成，泡沫经济就已经瓦解了。泡沫经济一瓦解，不良债券等一系列问题的”追杀”接踵而至，”追逐型后期”成长模式的搭构当然只能一拖再拖，终于醸成了当今的后患。

与陷在泡沫经济瓦解泥沼的日本形成对照的是，印度、中国积极吸引世界良好的直接投资（FDI）使得新兴经济开展得热火朝天。欧美各国也纷纷加入了FDI的牌局。1991年，日本的泡沫经济与旧苏联体制同时瓦解，人们抛弃了旧苏联型的经济体系，一场争先恐后为高速发展而进行的体制改革风靡全球。在此期间，日本却还在长期经济停滞，通货紧缩，疲于对应眼前危机的瓶颈里挣扎。定神回眸，《产业结构展望》所述的日本面临的严酷现实已成定局。

日本的法人税高悬在山顶，区域竞争力却滑到谷底，不仅是外国企业，日本企业也开始把母公司和研究机构搬到海外。”企业择国”的时代应运而生。

多数政治家都论证日本的差距是来自于改革的过大化，实际上，和其他国家相比，日本根本没有进行什么实质上的改革。对以往的这种一拖再拖，与世界改革竞争大潮流脱轨的”结构改革”，新发展战略和《产业结构展望》终于给与了客观的评论。

改革势在必行。对世界发展最快的日本来说，人口老年化成为迫切的问题。战后出生高峰世代（日本俗称”团块世代”）的人们马上就要进入65岁的老年群体了，再过10年就会变成”后老年群体”，看护成本等将会对国家的财政瞬间带来洪水般的压力。距”不出绝招，财政危机必将爆发”的局面只有”10年的期限”。”倒计时”已经开始！我们如其对于”失去的”恋恋不舍，不如拿出精神来关注，”如何把对日本有效的发展战略具体化，能否达到预期效果”，才是当务之急。

(此论文为《越洋聚焦-日本论坛》日文撰稿并译成中文。) [2010年8月]